古典作家缺乏色彩感

    □ 李炜

    荷马据说是盲诗人，他其实不全盲，只是严重的色盲。如果荷马的眼睛没问题，他岂有可能把牛形容为“酒红色”？

    事实上，古怪的不仅是他的色感——蓝色的头发、紫色的铁器、绿色的蜂蜜，还有他少得可怜的色彩词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简直像两部黑白电影，而少数几段“手工着色”的场面几乎又都染错了颜色（不消说，这些错误都会被后来的译者悄悄纠正）。

    最先指出荷马的色感异于常人的学者，不是别人，而是日后成为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荷马的明喻是如此恰当、丰富，”格莱斯顿写道，“照理说，色彩也该成为他最常用的修饰词。但事实并非如此。就以天空为例，呈现在荷马眼前的，是最完美的碧空。然而，他从未如此形容过天空。他笔下的苍天要么是‘星空密布’，要么是‘辽阔无际’，要么是‘硕大无朋’；它可以是‘铁色’或‘铜色’，但从不是‘蓝色’。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负面证据。”

    不光是荷马，其余的古希腊诗人也都很少用到色彩，形容时又常出错。

    “我不准备开启古希腊晚期及古罗马诗人处理色彩的浩瀚议题”，格莱斯顿在大作《关于荷马和荷马时代的研究》中如是说。总之，“含糊不清的色彩描绘延续了许久，那种程度的混乱对现代人来说简直匪夷所思”。

    在格莱斯顿之前，歌德在《色彩论》中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古希腊人的色彩用语既不准确也不固定，而是灵活多变，在描述相近的颜色时可以通用。”他举例说，古希腊人口中的“黄”，“有时偏向红色，有时又偏蓝”。

    事实上，不仅希腊人，其他民族的古代文人也不善于表达色彩。可以这么说：无论是哪里的文化，越往前追溯，色感就越差；混淆的模式也大同小异。总有一个蓝绿不分的阶段。

    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古埃及人。他们在早期时就能分辨蓝与绿。但这只说明他们的历史更加悠久。

    所以，古代艺术到底长得什么样？依据古代留下的零星碎片，那时的艺术家和后来的并无二致。也就是说，他们利用了一切能利用的材料，包括所有能获得的颜色。

    古希腊的雕塑和建筑皆能证明这一点。这些作品原先都漆满了颜色。长时间的日晒雨淋把颜料冲刷殆尽，导致石头露出原色。一直要等到19世纪，考古学家发现一连串保存完好的古代遗迹后，两千多年来对希腊艺术的误解才得以纠正。历来被夸为庄重朴素的古代艺术——“高雅的单纯、静穆的宏伟”，其实恰好相反。若用现代的审美标准评价的话，他们的配色偏好只能用两个字形容：俗丽。

    既然古代艺术斑斓多彩，古代作家的色感为何枯燥贫乏？

    答案也许极其简单。词汇始终滞后于感知。即便时至今日，依然有大量无法用文字表达的东西，譬如情绪。色彩亦如此。

    除了描述上的困难，实用性也是个问题。古时候，似乎没什么必要区分微妙的色彩差异。没有人会问要去哪里才能买到宝蓝色的双耳瓶，以便搭配刚刷好的铅灰色墙壁。古希腊市场里卖的陶器就那两款——黑底红纹的或红底黑纹的。更何况不少颜色（苯胺紫、品红等等）是后来才发明出来的。

    我们的肉眼可以分辨出百万种颜色，是因为视网膜上有三种视锥细胞，能各自感受到不同波长的光线。这么一来，我们便能看到在这些光谱范围内的所有色彩。

    相比之下，螳螂虾可以有十种以上的视锥细胞。在它们眼里，人类的色感想必无趣之极——恰如现代学者对荷马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