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君主多精明开放

    □ 李亮

    春秋诸侯多庸碌和保守，战国君主多精明和开放。与春秋相比，战国是一个竞争更为激烈的时代，因为春秋战争的目的是控制周王室，然后借天子而霸天下，成为霸主，从而维护国家秩序的运转。战国时代，周天子已名存实亡，各王国失去了借以称霸的载体，战争的性质自然演变为兼并与统一。但神奇的是，在这个时代，战争与文化居然能同时演进，兼并战争反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战国早期国家间格局的最大变化，不是中小国家的沦亡，而是晋国一分为三。本来似乎统一的晋国，因公室与卿大夫，以及卿大夫集团内部的争斗，内耗大于外损，在外交上往往显得软弱而迟钝。分裂为赵、魏、韩后，三国成鼎足之势，各自内求巩固，外求扩张，彼此时而联合，时而对抗，都想成为三晋的领袖，都变得又强硬又灵敏。

    秦从公元前476年，即秦厉公起，便进入了七代内乱时期，新旧势力争斗不已，导致政局不稳，国力日衰；楚国从惠王末期开始，旧贵族日益腐朽，大族擅富弄权不止，新兴地主势力受到排挤。秦、楚的内部局势削弱了两国的兵威，进而引发了两国外部斗争的失利。

    秦、楚虽然衰弱，但根基未损，而且君权强大，政治制度的发展明显比魏、齐快，只要解决了内部问题，外伤自然会痊愈。不久的吴起变法、卫鞅（商鞅）变法，都是结构性的体制改革，而且改革的打击对象直指阻碍社会发展的旧贵族和保守势力，因此比较彻底，成效较大，持续性较强，秦比楚还略胜一筹。这些都成为楚、秦复兴的基础。

    魏虽然形势喜人，但隐患重重，如昙花一现，强盛的局面没有保持多久。其一，因为李悝的变法只是政策性的改良，力度不大，震感不强，虽不无小补，但持续性不强。更为重要的是，李悝的变法没有触及旧贵族的利益，而是采取温和的妥协改良，这就为后期魏国新旧贵族的冲突，以及旧权贵的胜利埋下了伏笔。

    其二，从魏文侯开始，魏国在推行“鬼谷学派”（以法家为主）的同时扶植“西河学派”（以儒家为主），造成了魏国学术思想的混乱。而且，魏国的新旧贵族也逐渐分属到两派中来。旧贵族推崇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西河学派”，趋向保守；新贵族则支持“鬼谷学派”，积极务实。最终使学术之争演变为治国理念的分歧，从而引发了治国方略的混乱，为魏国后期大量鬼谷学派的人才（如吴起、卫鞅、公孙衍、张仪等）流失，埋下了隐患。

    其三，魏国从文侯开始四面出击，所以能取得成效，很大的原因是楚、秦、齐正处在社会结构的调整期，这就给魏国称霸创造了条件。但魏文侯死后不久，楚国开始了吴起变法；秦国也结束了内乱，新势力掌握了政权，颓势渐消；齐也结束了田氏代齐后的过渡期，政局渐稳。但魏武侯为了维持霸权，依然四处征伐，导致四面树敌，使魏国成为诸侯都痛恨的一颗恶性肿瘤。为不久魏国在与齐、秦之争中接连失利埋下了种子。

    但无论如何，战国初期，魏国带领三晋西制秦、南制楚，不仅使魏成为战国时代北方第一个霸主和北方的文化中心，而且打破了春秋晚期的共霸格局，拉开了战国时代兼并与统一战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