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中华优秀传统的现代化

    □ 张道奎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当下最大的政治。中华文明在“轴心突破”期所创造的思想结晶集中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独特的中华人文智慧。为积极响应中国式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重大时代课题，“人民艺术家”王蒙与著名历史学家王学典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对话。作为对话成果集中呈现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对谈录》围绕“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待现代”等问题，深入探讨了我们当下应该如何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尝试以对谈的独特方式碰撞思维火花、凝聚基本共识、探索未来道路，因而体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对谈”呈现了两位文化大家基于切身阅历与经验的深刻思考。王蒙不仅是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是“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也始终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者、参与者与推动者。王蒙的诸多小说作品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等曾在发表后引发轰动效应，多篇文学评论作品如《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人文精神问题偶感》等推动了学界的诸多大讨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文化走向问题、文化建设改革发展问题都具有切身体会。“王蒙王学典对谈”活动，即是王蒙基于对中国当下文化问题、理论问题的深刻把握而率先倡议的。王学典是著名历史学家，是人文学术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并追踪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观点、新主张、新思潮，对近四十年的文化走向、学术走向、理论走向具有深刻理解和独到判断，近年来更陆续提出“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等重要学术观点。因此，对谈双方都是学术大家，都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文化的重大变迁和文化自信觉醒的过程，是近四十年来文化建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这种名家对谈的形式，应该说是目前探讨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一种崭新创举。

    二是“对谈”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应该如何对待传统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更加被赋予了新的期待，承担了新的文化使命，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亟须深入探讨的重大命题。为更好地回答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使命问题，王蒙在此次对谈活动发起之前就曾反复思考“传统文化的特色与生命力”“儒学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与文艺复兴”等问题，此次对谈即是王蒙上述思考的系统性呈现。王学典近年来深入思考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对传统文化及儒学发展大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热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与特征等问题都发表了独到且深刻的见解。在上述思考的基础上，《对谈录》首先回答了“人类现代文明建设为什么而且必然能够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展开”的重要问题，这是我们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回答的问题。其次探讨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路径问题，一致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来开辟实践道路，要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来开辟理论道路。最后，进一步讨论了如何通过传统文化的社会科学化和伦理型生活方式塑造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通过深刻理解西方现代化本质和把握赓续传统的“中国式”特点来完成中国式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在上述逐层深入的论证过程中，核心论点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中华优秀传统的现代化。

    三是“对谈”兼具通俗性与深刻性、发散性与系统性、文学性与思想性。首先，《对谈录》是在对话的形式下进行的，其中有许多口语化的表达。为了维持对话色彩与话头机锋的原貌，未作过多修饰，因而具有口语化与通俗性特点。同时，又因许多话题是两位先生数十年人生经历经验和文化建设思考的集中表达，对某些关键问题如现代化的必要性、文明对话的优势等问题的讨论，往往三言两语就直指要害，同时还披露了两位先生经历的某些少为人知的故事与缘由。因而对谈在文字表达上具有口语化与通俗性，在所谈论的问题本身及相关认识上具有深刻性。其次，本书的文字来源既有文字笔谈，也有现场对谈，因而在讨论中时常随话题而迁延。“如兴之所至时的随意性，谈论甲问题时岔到乙问题上且有时忘记返回的发散性、跳跃性等”“有写小说的习惯，喜欢放射性结构思维”等，这正是思维活跃的表现，因而在具体话题上呈现出分散性。同时，本书在集中编辑整理时已考虑到对谈中各话题的逻辑关系问题。因而在尊重两位对谈者原意和基本风格的前提下，对本书呈现的三大部分内容及其章节顺序按照论述逻辑作了调整，在现场对谈中也就前期未曾展开的问题如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等作了深入讨论。因而对谈在具体子话题上呈现分散性，在总体上仍不失系统性。最后，对谈是在作家和历史学家之间进行的，兼具文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思维特征。王蒙直言对谈是“小说家言与历史学者谠论切磋应和”，因而文学家具体而感性的理解与历史学家对规律性的追问在对谈中都有鲜明表现。对谈中既有小说家、文学家特有的实例描述与感性认识，如王蒙对《红楼梦》的隐喻理解、对《庄子》的知识产权举例、对新疆快速发展的赞叹、对古典诗词名句的引用等等，都大大增加了《对谈录》的生动性与可读性；同时对谈中也有基于历史学思维的思想性探索与层层推进的理论论述，不断推动话题走向深入，如对中国国情三大特征的概括、对中华文明发展前途的论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路径的新探索、对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同时区别于中国传统道路的追问等等，都具有显著的创新性与深刻的思想性。文学家与历史学家对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的不同角度的解读与回答，在此次对谈中不仅融为一体，更相得益彰。

    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完美融合，其最深厚而活跃的根基就是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就是生活，就是人民”“特色在于实践性”，这是两位先生在对谈中的重要共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由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必将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特约整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