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给《钱锺书集》“增值”

    □ 李昕

    我认为，编辑应该有一种意识，就是任何一本图书经我之手，一定要烙上我的印记，带上我留下的附加值，编辑要考虑如何做出带有自己特点的版本。有这样一些办法可参考：

    1.内容修订增删；

    2.加入新版序言、后记，或附录、评点、注释等等；

    3.加入图片或者其他声像元素；

    4.改变设计、改变装帧、改变制作材料和工艺，在出版品相上下些功夫。这就是要求给图书增加附加值，使旧书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版。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大约90年代中期，姜鸣先生在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学术随笔集，题为《被调整的目光》。书的内容，是作者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分析和解读，但是原出版社设计制作很简单，品相很一般，总共印5000册，10年后版权期结束，书还没有卖完。作者将此书拿给北京三联书店的编辑，问可否重新出版。

    北京三联的编辑接受书稿后，做了几件事：首先是将书名改为《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其次是请作者增补文章，进行修订；再者是加入大量照片，重新设计，把它作为图文书，全彩印刷。

    现在这本书在北京三联已经销售了十几年，虽然还不算畅销书（总销5万册以上），但是它已经进入了常销书的行列，经常可以重印。比起上海过去只印5000本就断市，这种增加附加值的做法，可以说是把死书救活了。后来，作者受到鼓舞，他又写了本书的续篇《清风宝剑孤臣泪——晚期的政局和人物二编》《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仍然在北京三联出版，销路也不错。

    再比如，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出版时北京三联书店的编辑对于内容的编排做了一点调整，使图书的面貌有很大改观。

    《谈艺录》是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管锥编》是70年代的作品，这两部书70年代末由中华书局出版以后，钱先生不断对书中某些文章作修订，补遗、补订、补正文字很多，出版社每每在重版时加在书的末尾，所以经常出现一个问题分在前后几处讨论的情况。久而久之，这样的补充文字太多了，在书后附录厚厚一摞纸，读者阅读时需要前后翻来翻去，很不方便。

    北京三联版《钱锺书集》在编辑这些文章时，为方便读者阅读，做了技术上的调整和归位处理，把钱先生关于同一问题的相关论述集中放在一起，使读者能够不必翻页就读到钱先生不同时期在同一主题上发表的意见。

    北京三联出版了《钱锺书集》之后，原本不影响中华书局继续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管锥编》和《谈艺录》；但是，杨绛先生放弃了在“中华”继续出版，这和北京“三联”版本做出了调整和重编有关。杨先生觉得，北京三联的版本比“中华”的版本更方便读者阅读，因此不必再去重印旧版本了。虽然北京三联的编辑对钱先生的著作未增一字也未减一字，但这一做法毕竟使作品增色，仍可被视为增加了本书的附加值。

    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作品增值就是一种创新。这既是编辑的本分和责任，又是编辑的创意和才华的显现。编辑一定要有这种增值意识，并把它作为自己日常工作的自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