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书写长江的新形象

    □ 桫椤

    长江不只是自然的创造和地理的景观，更是文化的产物。当我们在长江与“中国镜像”之间建立联系时，这种关联性更加直观。这让我想到1985至1986年的长江漂流活动，那时我正在上中学，心里满是对世界、对远方、对冒险、对英雄和对崇高的向往，那场漂流活动满足了我的青春想象。这场漂流更激起了民族的血性，让无数中国人热血沸腾，成为“八十年代精神”的一种象征。

    事件的缘起，是因为美国激流探险家肯·沃伦准备漂流长江的消息传到国内，无数中国人认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应该首先由中国人来完成首次漂流。西南交通大学电教室的摄影师尧茂书决定去完成这个使命，1985年6月20日，他乘橡皮船开始漂流长江，1个多月后的7月24日，在金沙江通伽峡段触礁遇难。尧茂书的壮举在中国大地上引发了1986年的“首漂长江热”。最终，共牺牲了10位勇士的生命才得以完成对母亲河的“生死致敬”。尧茂书乘坐的橡皮舟名为“龙的传人”号，由这个命名，这场漂流活动彰显并保护长江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符号的行动目的异常明确。

    时过境迁，理解这场英雄行动需要注意一个细节，那就是西方个人主义视角与彼时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社会大众民族主义立场之间的错位，进而可以放大为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碰撞——也正是在1986年，鄢国培完成了《长江三部曲》的写作，小说反映了长江两岸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前二十多年的生活斗争变迁史，描绘了三峡、川东、重庆地区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广阔且有浓郁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的社会画卷；讲述了民族资本家朱佳富、陆祖福、高伦、黄玉庵等在各派政治、经济势力的漩流中角逐抗争、生存发展的经历。在小说中，作为故事背景的长江融进了作家对民族解放史的思索，地理和文化的长江与民族史在小说中实现了融合。这或许是理解这部小说的一个视角。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主动书写”长江成为一股潮流，特别是在散文、报告文学领域，长江成为重要的题材资源，这条绵长而浩瀚的大河也由人物活动的背景变为书写的客体对象。在这一过程中，作家记录自己以身体对长江的行走和体验，观察、理解和想象长江的姿态、视角、立场逐渐脱开神秘的、浪漫主义的符号崇拜，施以了更加理性的思考和更加亲切的情感观照。

    刘醒龙的《上上长江》从入海的吴淞口写到源头沱沱河，一方面着力发掘“我”与长江的关系，写出了一条个人意义上的长江。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作者个人的心灵家园和灵魂寓所，个人情感与作为家国象征的长江有了血脉相通的联系；另一方面则紧扣长江独特的地理、地质、水文，阐发与自然相和谐的历史和人文。作者在文中提供的知识还有破除迷惑、“以正视听”的作用，写作过程也是一次解读中华民族文化密码的过程。沈念的《大湖消息》既聚焦于洞庭湖及其生物群落，通过《麋鹿先生》《故道江豚》等篇章记录麋鹿、江豚、水鸟等生物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遭际，发掘这些自然生灵的生命意识，又在《化作水相逢》《致江湖儿女》等文章中描绘湖区儿女的生存命运，将笔探进生命的内核，以诗意的语言将湖区人的悲欢离合、命运浮沉娓娓道来。

    与这些抒情性的书写相对的，是一些偏向理性风格的作品以关于长江的知识作为支撑。郭保林的《大江本记》得自作者长达20年沿江两岸的采访，通过对长江历史、地理、人文等的描述，展现了大江巨川苍茫雄浑的自然风光及沿线辉煌璀璨的历史文化。在追寻中华民族精神、热情歌颂新时代的同时，反思了长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陈松平的《滚滚长江》以长江水文化专业工作者的视角，从长江文化的10个不同侧面展开写作，通过富有深情的讲述，“描绘出一幅自然长江与人文长江交融的壮美画卷”，被称作是一部“长江文化简史”。此外，徐春林的《和平长江》、段华的《长江九歌》等关注长江水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通过长江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修复过程，反思人类与河流的关系，呼吁保护母亲河，促进人与长江和平共处、相互依存。

    这些作品以鲜明的个人视角和人生体验将长江作为抒情的对象，在感悟长江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时，将其纳入个人生命和时代精神的图谱中。更重要的是，这些饱含深情的叙说并未遮蔽作者探寻和反思的态度，长江不仅是民族精神与文化的象征，在被讴歌、被赞颂的同时，也被置于审视和省思的位置上，其民族情感和精神家园的面目更加清晰。经由当代文学书写的情感再造，新的特质融进长江的审美形象中，使之成为时代精神的映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长江实现了作为“中国镜像”的身份建构。

    从地理意义上的长江到文化意义上的长江，再到中国人情感中的长江，伴随当代文学书写，长江作为民族精神符号的意义更加丰盈，凸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机制下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特质。这让我想到“黄鹤楼”这座长江上的代表性名胜景物。1884年黄鹤楼被烧毁，1985年复建，这期间的一百年间，长江上并无黄鹤楼。但是，在没有楼的一百年间，康有为写了《登黄鹤楼》、黄遵宪写了《上黄鹤楼》，刘师培写了《黄鹤楼夕眺》，毛泽东写了《菩萨蛮·登黄鹤楼》，他们攀登的是“情感之楼”和“心灵之楼”——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黄鹤楼是永恒的，并不因实体不存而失去其高大。长江亦复如是。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作家，河北作协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