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翻译的是诗歌”

    后现代主义以“解构”著称，把传统哲学批判得体无完肤，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哲学领域，波及艺术、文学、建筑学以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本书分析表明，后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并不是一种否定关系，而是互补的，它们在所有哲学问题上都各有自己的价值，也存在自己的问题。作者从这个角度出发，重新考察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得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结论，为重新评判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重新估价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摘】

    ■ 言不仅尽意，而且超出了意

    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对于表达有某种阻碍作用，语言无法准确表达某些体验和感受，也就是所谓的“言不尽意”。其中以庄子之论为著名：“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

    这种情况的确是有的，却未必就是因为意之深，有时就是一些浅层的感觉，比如生理上的感觉，也难以用语言描述出来。即使一个感性的存在，要用语言把它传递给另一个人，在他头脑中建构出感性图像，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要形成感性图像必须通过亲知。语言的界限未必就是存在的界限，感性层面的存在大多无须语言。

    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则指向了与庄子相反的维度。伽达默尔认为“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强调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同一性，语词之外无物存在。维特根斯坦也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他把语言的界限看作世界的界限。

    语言于感性存在层面所起的作用，只是一个中介、指向、提示和启示，而它所指向的东西之所以能够传达给别人，取决于受众是否具有相关的经验和知识。比如“辣”，若一个人从未尝过，则无论怎么向他描述，他都难以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味道。

    从以上情形看，语言似乎限制了对于存在的表达，言不尽意论好像很有道理，但这只是语言的功用在某个方面的表现，与此同时，它对于存在还具有揭示、显现、召唤的功能。在这个方向上，言不仅尽意，而且超出了意，将意引向存在的深处，使未知者显现出来。

    ■ 最难翻译的是不可说之物

    这里应该提出一个“翻译度”的概念，用来表达可翻译性。并非所有的文本都具有同样的可翻译程度，不同种类和风格的文本、不同作者的文本，其可翻译程度有差异。

    越是原创性的作品就越难以翻译，因为它们表达了最具个人性的思想和体验，而且是用最具个人化的语言写成；越是那些常识性的作品，就越具有可翻译性，这样的作品缺少独特性和深度。

    所使用的概念和语言越是具有普遍性和公共性，越是规范的作品，越容易翻译。比如词典是比较容易翻译的，它们是最规范的语言；还有教科书，特别是集体编写的教科书一般也容易翻译，它们所讲的是最常见的知识，缺少个人风格。

    不同作者因其思想和文字风格的不同，其可翻译度也各有差异。仅以西方哲学而论，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著作是最难翻译的，这既是由于他们思想的深奥，也是由于其语言风格的特异。

    在各类文体中，最难翻译的是诗歌，可以说具有最低的翻译度。对诗的理解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敏感的精神器官，以及读者的深度体验，诗的意味更多地依赖于读者自身的再次创造，有赖于读者的文化和文字修养。外国的诗翻译为中文而仍具有诗味的微乎其微。

    就笔者的阅读范围而论，仅冰心等人译的泰戈尔的诗和郭沫若译的古代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依然保持着浓烈的诗味。中国的古诗一旦译为外文，便如白开水一般，韵味荡然无存。

    诗具有强烈的个人性，所描述的是个人的深刻体验、感受和震撼其心灵的情感，更接近于存在的感性层面，而其表达方式也同样弥漫着强烈的个体性特征，在不同的诗人那里很难找到共同的语言。这也是诗的可翻译度低的原因。

    上乘的诗歌，你无法更改一个字。在诗中，文字本身的视觉效果也是诗的组成部分，而这种效果不可能翻译，至少汉诗是这样。比如屈原的《离骚》，其中使用了大量的花草树木名称，那些名称字字珠玑，带着仙气和灵性，虽然你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植物，但一看见那些文字就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

    最不可翻译的东西，是那些不可说之物，是无法用语言描述而难以形诸文字的东西；而那些能够说清楚的东西，虽然也存在着歧义，大致上还是可翻译的。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