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挽救了一位学者

    □ 李昕

    杨义先生著作等身，生前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曾经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少数民族文学所两个所的所长。

    20世纪80年代，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杨义先生的成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那时候，他只是个三十几岁刚毕业的研究生，完全没有知名度。杨义花了大概5年时间写出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拿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们全愣了，这么厚一大摞，50万字，而且只是一套书的第一卷。也就是说，把这三卷写完要写150万字。这么一个年轻人，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一个殿堂出一套文学史著作，何其难也。

    要知道，“人文社”选书很严格，在那个时候，如果某省一个作家在“人文社”出了一本书，那个作家往往第二年就会当选那个省的作协副主席。这是屡试不爽的事情。而且，当时的文学史著作都是大学老教授领着青年教师和学生一起写，以一个年轻人的力量搞这样一本大书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当然，对我来说，关键是看稿子。碰巧的是，我刚刚编辑完唐弢先生主编的高校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为了编这本书，我读了五六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方面的著作，对同类书的情况比较熟悉，再看杨义的稿子，我极力称赞，认为水平很高，很有创新价值。接着又有两个老编辑看了书稿，也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就把这个难题交给社领导了，说我们要出这部书，当然，这就等于承诺三卷本150万字都要出。但当时出版社已经需要考虑经济效益了，按一般情况估计，这书赔钱是免不了的。

    当时我们出版社的副总编叫李曙光，他找我去谈了一下，我那时候已经是理论组的组长了。他说要出可以，但有个条件，你把它变成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他用这个办法将了我一军，当然他也是好意，逼我一下，让我想办法把事情做成。当时我们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写一封推荐信盖上公章给国家教委，拿着推荐信骑上自行车到教委去了。国家教委教材中心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好，告诉我光是出版社推荐信不行啊，得有专家推荐，越权威的专家越好。回来我就跟杨义商量，找到了唐弢、王士菁、严家炎、樊骏等四位专家。这四位专家都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拿着推荐信我又去了一趟国家教委。教委的人说，材料齐了，你放在这里就行了，等着开会研究吧。

    这时我真没敢抱什么希望，我们没请过一顿饭，没送过一分钱的礼，甚至连一声谢谢也没有说过。等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忽然国家教委就来了一封公函，批准这套书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从这以后，杨义的学术道路就是一片坦途，他的评职称、分房子全部都优先解决。出第一卷，分两居室；出第二卷，分三居室；出齐了三卷，破格评研究员。后来这套书还得了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社科院建院40年优秀成果奖。杨义先生后来跟我说，如果当初这个第一卷不能出版的话，他可能就改行了。确实，他花了5年时间呕心沥血写出的书，如果当时没人出版，他是没办法继续做学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