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绛先生说道歉

    □ 李昕

    杨绛先生是三联书店的老作者，她对我们的支持很多。她老人家对社里很多领导和编辑在感情上也都很好。她和钱锺书先生，曾经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和我父亲共过事，所以她对我也总是特别亲切。但是我做的事，有时也让她不满意、不高兴。

    2007年10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钱锺书集》第二版。这是一个以2001年第一版为依据，聘请专家花费四五年的时间进行全面校核，最后作出了必要的修订的新版本。但是在出版时，我们斟酌再三，并没有将它称为“修订版”。对于这样一套学术文化界高度关注的文集，以这样的方式再版，其中的理由，是有必要做一些说明的。为此，我们在南京举办了一次新书发布会，由我代表出版社在会上面对媒体介绍新版本的情况。

    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以后，我谈到了钱锺书著作的版权情况。因为是面对媒体给新书做宣传，我自然不免要强调“三联”的版本对于市场的独占性，这是如何的珍稀可贵。

    我说在中国，著作权法实施之后，一本书通常只在一家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是为了支持和保护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出版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是达成了一种默契，允许作者在出版文集或全集之外，另行享有单行本的专有出版权。根据这一惯例，钱锺书著作原本是可以在“三联”的文集之外，由其他出版社另行出版单行本的。比如，《管锥编》和《谈艺录》原来都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走在人生边上》原来是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但是杨绛先生对待版权非常严肃和谨慎，她在“三联”出版了《钱锺书集》之后，便有意识地停止了钱锺书著作单行本与其他出版社的合作，结果《钱锺书集》共10种，其中有8种由北京三联书店独享中文版权。只是《宋诗选注》和《围城》这两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杨先生才同意保留该社继续出版单行本的权利。

    我的这番谈话被在场的记者完整记录下来发表。

    杨绛先生平时对文化界新闻相当留意。她看到报纸后，有话要对我说，但是她老人家耳朵听力不好，通电话有困难，于是便让帮她料理版权的友人吴学昭老师给我打电话。

    吴老师是吴宓先生的女儿，也是我们的作者，与我们很熟悉，她直截了当地说，这篇采访你的文章，可惹老人家生气啦。我问为什么？她说，这篇文章前面90%的内容都很好，唯独最后一段，你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再要求下”，他们才继续享有《围城》和《宋诗选注》的版权，不符合事实。杨先生认为，你对“人文社”不公平。分明是人家早早就出版了这两本书，而你们“三联”才是“一再要求”出版文集呢。你说话怎能不讲先来后到？你做宣传，不能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我自知理亏，连忙请吴老师代向杨先生道歉。吴老师说，杨先生的意思，是这篇文章给“人文社”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你要向他们道歉。

    我自然无话可说，马上打电话给当时“人文社”的负责人潘凯雄，说明了原委，表达了道歉之意。凯雄听了哈哈大笑，说：“老人家为我们做主，你道歉我们照单全收了。”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我由此认识到杨先生待人处事最讲“公平”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