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从底色看真颜

    □ 江晓原

    吴晓京教授是我表弟（我姑母之子），我们两人的生活轨迹，有过一些温馨的交集和巧合。

    1999年，我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在那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没想到两年之后，晓京也来到了上海，他被复旦大学引进，成为材料科学系教授，从此我们又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和生活。不过因为两人专业相隔颇远，我们在学术上并未合作过。

    这次晓京的著作《科学的底色》出版，征序于我，我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推辞。他这部著作不研究材料学，而是一种“跨界”之作，是一部带有科学史/科学社会学色彩的作品，我认真拜读之后，十分欣喜，决定真的来“置喙”几句。

    在《科学的底色》的前4章中，晓京花了不少篇幅阐述近代科学形成和产生的社会背景。他的这些思考，和科学史圈子里常见的叙事相比，新意迭出，胜义时见。这很可能来自他作为一个“越界狩猎者”的有利之处——他不会过多受到科学史圈子里传统叙事的影响和束缚。

    例如，他不赞成“一些科学史研究者试图告诉人们，科学革命之所以发生在欧洲，是因为欧洲有着深厚的科学土壤，有着科学的传统”。而这些科学史研究者为了论证欧洲的科学传统，就认为西部欧洲（即一些西方学者说的“拉丁西方”）是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的继承者。对此晓京也不赞成，他举了三条理由：

    为何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在“浸润在两希文明中”的基督教世界（包括东正教）没有发生科学革命？

    拜占庭帝国有近千年时间掌握着丰富的希腊文献，是两希文明的直接继承者，文明程度明显高于黑暗的拉丁西方，为何也没有发生科学革命？

    崛起于公元7世纪的伊斯兰文明，大量翻译古希腊文明的著作，为何也没有发生科学革命？

    晓京还特别指出，我们不能从科学革命最终发生于西欧这个事实，就推论出这场革命只能发生于西欧。

    讨论科学革命可以说只是热身运动，更大胆、更深刻、更有价值的讨论集中出现于本书第5—9章。

    晓京正面论述了这样的观点，曾经有很长时间，世界处在“有技术，无科学”的状态中，所以技术的历史比科学更早、更长，技术也不需要以科学作为基础和前提。

    例如，关于工业革命中的三大产业技术革新，纺织珍妮机、蒸汽机、蒸汽轮船和蒸汽火车，已成为论述工业革命时的老生常谈，但是晓京却指出：“这些技术的发明者，推动这些技术发展的社会动力，都与当时的科学界关联甚微，没有一位接受过完整的系统教育、受到过科学训练。”

    又如，晓京认为，要取得足以开辟新产业技术的科学突破，“是一件极为困难且可遇不可求的事”，诺贝尔科学奖越来越多地颁给了技术突破，“诺贝尔奖事实上日益成了技术进步奖”。他认为这正说明了技术与科学之间的现状——“技术的发展状况优于科学的发展状况”。所以他的结论是：

    技术的出现远早于科学，它的发展为科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就不会产生科学，而不是相反；科学出现后，成功地把某些与技术相关的知识科学化，使之成为科学的技术；科学的技术是技术的一个子集……科学不是技术产生及进步的必要条件。

    至少在大众科学传播的层面，这样的论述还是极为罕见和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