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道庙到沙滩

    □ 杨早

    1941年12月26日，已经沦陷的香港，宵禁中的黑夜格外漫长。两位滞留在港的朋友无事可做，只能在黑暗中长谈，等待黎明。其中一位是知名报人、《光明报》经理萨空了，当时他正在读英国报纸发展史，于是顺便谈到了中国“最早的报纸”，在萨空了的记忆中，那应该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启蒙画报》：“这个画报灌输了许多科学常识给我，像瓦特因为水沸发明蒸汽机、世界人种的分类、五大洲的形状，我都是由该画报而知道的……《启蒙画报》，在北方是一个中国画报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画报。”

    令人惊异的是，他对话的朋友、知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告诉他，《启蒙画报》的创办人彭翼仲是自己的姻伯与启蒙老师。小时候，梁漱溟几乎目睹了每一期《启蒙画报》与《京话日报》的印刷！萨空了大为惊叹，他感慨说：“彭翼仲是我在很小的时候，便留有强烈印象的一个新闻界前辈。为了办报指摘当道，曾充军新疆。可是赦还之后，依然在报上再接再厉地言所欲言，在文体上讲，用通俗文字，在报纸上述说大道理，他也是开山大师，可是这个名字已渐在中国社会中被遗忘了！”（萨空了《香港沦陷日记》）

    萨空了的感慨正好描绘了一条路线图：《启蒙画报》“灌输了许多科学常识”——彭翼仲“办报指摘当道”“用通俗文字，在报纸上述说大道理”——他的名字“渐渐在中国社会被遗忘”。这正是清末民初北京启蒙运动与舆论版图的变化轨迹。

    北京的报业，清末时期基本集中于琉璃厂，尤其是五道庙一带。1904年，彭翼仲愤慨于“人民无教育，不明所以爱国之道”，从儿童教育入手，渐及民众启蒙，先后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

    此时的北京，称得上现代报纸的，无非是日资的《顺天时报》（1901年创办），德资的《北京报》（1904年创办），前者馆址在北新华街，后者馆址在琉璃厂，彭翼仲创办的三种报纸（包括他自办的“蒙养学堂”），馆址在五道庙路西。再加上此前由黄中慧创办于1901年、停刊于1902年的《京话报》，馆址设在琉璃厂工艺厂。这几种报纸里，又以《京话日报》影响最大，“流布北方各省，大为风气先导。东及奉、黑，西及陕、甘，凡言维新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播，而都下商家百姓于《京话日报》则尤人手一纸，家有其书，虽妇孺无不知有彭先生”（《桂林梁先生遗书》）。

    如果以《京话日报》报馆为起点，向西北则有早年位于安徽会馆的《强学报》馆旧址，向西南则有位于魏染胡同的《京报》馆，以及创办《公言报》《社会日报》的林白水住地（棉花头条，同时也是《社会日报》馆址）。《顺天时报》馆址虽然在城内的北新华街，但它是“进了和平门，望着靠东边第一家”，离靠着南新华街的琉璃厂与五道庙并不算远。因此，绘制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版图，当以琉璃厂五道庙为中心。

    1917年，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1918年12月，《每周评论》创刊，与《新青年》承担不同的时效与功能。几乎是同时，北大部分学生主办的《新潮》创刊，《新潮》将受众下调至“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中小学生”，与《新青年》《每周评论》构成立体的传媒矩阵。

    这三家刊物的编辑部地址均在沙滩一带，再加上外围受新文化影响的《国民》、反对新文化的《国故》（均由北大学生创办），《京报》创始人邵飘萍也应邀加入北大，担任新闻学研究会讲师，如此一来，以沙滩为中心的舆论新阵营成形，并与琉璃厂五道庙为中心的旧舆论阵营形成某种对峙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