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藏书票”向杨绛道歉

    □ 李昕

    2009年夏天，北京三联书店要再版《陈寅恪集》，做一个“限量珍藏版”，为此联系了江苏省新华书店总店，希望他们包销。他们同意包销2000套，但是要求我们制作2000张藏书票随书附赠。

    藏书票怎么设计？美编计划采用陈寅恪先生名句，下面加上陈先生的印章。

    使用印章，需要征求作者家属意见。但陈寅恪先生的三个女儿对版权都不熟悉，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编辑便告诉她们，使用印章做藏书票，这事情不新鲜。上次《钱锺书集》第二版也是由江苏省新华书店包销，也曾用钱先生的印章做了一批藏书票。《陈寅恪集》只是循旧例而已。帮杨绛料理版权的是吴宓先生的女儿吴学昭老师，陈家姐妹也与吴学昭熟悉，她们便向吴学昭请教。

    吴学昭把这事向杨绛先生通报。杨先生说：“藏书票，用印章，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原来，事前无论是我还是编辑，都没有意识到需要和杨先生沟通，出书以后也忘记将藏书票送给老人家过目。

    杨先生生气了。她说：“你们这样不尊重作者，我要考虑提前结束与‘三联’的合作。”当编辑把杨先生这番话告诉我时，我顿时蒙住，血一下就涌到脑门上。

    事后我才弄明白，杨先生之所以把问题看得很严重，主要是因为她了解到，有人在网上高价拍卖带有藏书票的《钱锺书集》第二版。她担心此事是出版社所为，这些著作的版税她自己分文不取，全部捐献出去，但是出版社却用这种方法获取暴利，岂不可耻可恶？

    无奈，我只好请吴学昭老师帮我安排，我要去负荆请罪。吴老师说，老人家现在气头上，怎么会见你？她建议我写一封道歉信，直寄杨府。

    于是我便写信解释说：2007年10月我们应江苏省新华书店总店的要求，印制了《钱锺书集》精装本3000套，全部交给该书店包销，自己只留了几十套样书；书店方面为推广促销，建议我们给每一套书夹一张藏书票；我们考虑到《钱锺书集》第一版出版后，我们曾为配有红木架的收藏本制作过一批藏书票，其中也使用了钱先生的印章，现在趁第二版精装本再做一次，似乎不是什么新问题，于是便同意了；我们赶制的3000张藏书票是单独包装后另寄南京的。这些藏书票夹在书里或贴在书上的事情都是书店自己完成的，以后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再过问；所以，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见过夹着藏书票的《钱锺书集》第二版；正是因为如此，在给您送样书的时候，编辑早已把这回事忘记了；这确实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漏洞，我非常惭愧和不安，在此恳求您的原谅。

    信写好后，我找到出版制作部主任，问他两年前做的《钱锺书集》藏书票，他手里还有样品没有？他迟疑了一下，说，“我找找”，便拉开了办公桌的抽屉，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地往外拿。当抽屉的底部露出时，我看到几枚钱锺书印章制作的藏书票安静地平躺在那里，编号3001—3004。我如获至宝，将它们和道歉信一起邮寄给杨先生，告诉她，这是残存的几枚。我想，可能就是这几枚藏书票的编号说明了问题，解除了老人家的误解。因为这批藏书票是专为江苏省新华书店特制的，1—3000号全部寄给他们，不在“三联”手里，而编号3001以后的几枚，两年来无人动用，表明在网上高价倒卖的人与北京“三联”无关。

    信寄出两天之后，吴学昭老师给我来电话说，杨绛先生看了你的信，让我带给你一句话：“李昕是我老同事的儿子，我原谅他了。欢迎他有空到家里来坐坐。”杨先生改变了态度，令我如释重负。我知道，老人家真正关注和在意的，其实不是别的，而是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