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喻照亮思想

    □ 彭程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用它来沟通交流。为了增强言说效果，将话说得漂亮精彩，以便更充分地表情达意，便有了修辞学，一种专门研究语言表达技巧的学问。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在西方智慧的发源地古希腊，修辞学就是各个城邦公民必学的课程了。它作为一种辩论的技艺，在政治、法律等公共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至于当时最大的城邦雅典被称为“言辞的城邦”。

    譬喻，正是众多修辞格里的最重要、应用最多的一种。它将两种不同的事物进行类比，用一个事物来描绘另外一个事物，使作为说明和陈述对象的特质获得凸显，给人鲜明生动的印象。

    譬喻无所不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应用。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的口语里，许多都是譬喻。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都会用这种方式评人论事。说一个人寡廉鲜耻，是“脸皮厚得像墙头”；心胸狭隘，是“心眼小得像针鼻”；两个人不对付，彼此不肯容让，一见面就掐，是“针尖对麦芒”。这些都是譬喻，只是对于说话人而言，没有意识或者不曾觉察罢了。

    到了作家文人笔下，譬喻则凸显了主体性，成为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举两个母语文学作品中的例子。古典名著《红楼梦》里，大观园里的众多女性，禀性脾气不同，都有相对应的譬喻。迎春憨厚老实，有些呆萌，被戏称“二木头”；尤氏寡言少语，心思隐蔽，有了“锯嘴葫芦”的别号；袭人忠心勤谨，乖觉驯服，人送外号“哈巴狗”；王熙凤心毒手狠，泼辣骄纵，“凤辣子”的绰号生动传神。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将婚姻描绘为一座被城墙围起来的城池，墙外面的人想进去，墙里面的人想出来。这一描摹婚姻生活的复杂矛盾状态的譬喻，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广泛的所指，举凡事业、功名等人生欲望，都可以用它来形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巧譬妙喻，不胜枚举，足以编成类书辞典，事实上也已经有不少这样的出版物。记得当年中学写作文时，挖空心思想写出一个好的譬喻，但总是难以遂愿，最后仍然只能是拾人牙慧。那时还不明白，从根本上讲，譬喻的获得，与生活的经历、生命的体验有关。

    譬喻应用广泛，无远弗届，像星光遍布无垠的天空。本来人的精神成长发育的历程，就是从形象到抽象，从具体的感受上升为一般性观念，个体是如此，作为种群的人类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譬喻的运用，也仿佛是一种先验的天赋般的能力。

    譬喻用于抽象事物的表达，就更有效果。它们不像现实中的具体存在物，有形有色，可扪可摸，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借助譬喻赋予的形象感，就会变得生动直观，易于进入。

    譬如“蝴蝶效应”，指的是一种混沌现象，一种存在于互相联系的事物间的不可测知的“变数”。在这种状态里，一个极其微小的变化，却能够影响全局。如果理解起来有困难，换作这样的比喻可能会好一些：“一只南美洲的蝴蝶扇动翅膀，结果可能引发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以形象来表达抽象。类似的譬喻还有“灰犀牛”，当前语境中时常出现的一个意象。它用来指代有着明显迹象和大概率性、能够被预测然而却常常被忽略、最终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如房地产泡沫等。也许因为犀牛的形体灰乎乎、湿答答的，观感实在不佳，带给人生理上的厌恶和拒斥感，所以被作为喻体，比拟带来不祥甚至是灾祸的事物。严格讲来它已经更接近象征了，但象征也是比喻的一个子类。

    当然，更多的譬喻形象鲜明清晰，题旨明朗确凿，仿佛一道亮光，一声呐喊，具有特别的冲击力。在《国际歌》中，反动黑暗的势力被形容为毒蛇猛兽，全世界劳苦大众要团结起来，奋起反抗，挣脱奴役获得自由，那时腐朽的旧世界就会崩溃，仿佛落花流水一样。高亢奔放的音调中，对自身力量的乐观，对美好未来的期待，通过一连串的譬喻获得了形象的表达。

    哲学作为思想活动的高级形态，以抽象性思辨为特色，比探讨具体的知识领域的学问更为玄奥。因此，哲学家晦涩难解的著作行文中，时常也会跳出某个譬喻，仿佛一片灰蒙蒙背景上的一点亮色。这倒未必是他们的爱好，更多是出于适应大众理解能力的考虑，毕竟比起自我满足，让思想获得广泛传播更有吸引力，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做些手段上的变通是必要的，哪怕对他们来说似乎有些屈尊纡贵。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后人称为“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人”。这句话其实也是一种比喻，是对于他的哲学特质的描述。因为在他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从泰诺斯到毕达哥拉斯再到德谟克利特等人，关注的是世界的本原，构成存在的是水还是火，是数还是原子，而苏格拉底只关心人应该如何生活。苏格拉底描述自己的使命时，也用过两个比喻，第一个是“牛虻”。在他看来，自己热爱的城邦雅典已经丧失活力，仿佛一匹疲惫颟顸的骏马，要经常叮一叮，使其焕发精神。第二个是“精神助产士”。他希望帮助雅典民众获得对美德和正义的正确认识，像给人接生一样。这后一个比喻，倒是体现了汉语里所称的“就近取譬”的特点，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一名助产士。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则将目光投入现象与本质二者关系的研究上，主张所见现象皆为虚幻，后面的本体才是真切实在的，他称之为“理念”。为了让人理解这一点，他想出了一个洞穴的比喻：一群人从小就被囚禁在一个洞穴里，脖子和腿被锁链束缚，只能看向前面石壁。他们背后燃起的篝火，将一些从火堆前走过的人影，投射到墙壁上，囚犯们便误以为这些活动的影像就是真实的世界。直到某天一个囚犯挣脱束缚，走出了洞穴，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真实世界，才意识到之前的认知是虚幻的。

    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的结合，便产生了基督教神学。漫长的中世纪，哲学服务于神学，因此有“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之喻。一位卑微的女仆，跟在高傲的女主人身旁，亦步亦趋，低眉顺眼，小心翼翼……请脑补一下这个画面，会让人加深对二者关系的理解。这个时期，论证上帝的存在是哲学的重要使命。上帝看不见摸不着，无影无踪，无法用常识理性来把握，怎么判定其真实存在？面对质疑，某位教父哲学家用来辩护的，也是譬喻。他指出人的理性就像一个容量有限的器皿，而上帝的奥秘就如同汪洋大海，如果理性这个有限的器皿装不下汪洋大海，那么应该谴责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的理性本身。所以上帝是不可能通过理性来认识的，只能诉诸信仰。

    当然，持异见者也没有闲着。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信奉的是自然神论的上帝观，他反对当时将上帝人格化的观点：“说上帝是公正的或道德的，就像说他是蓝的或方的一样。”这是讽刺，当然也是譬喻。十九世纪下半叶，基督教信仰崩塌，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他笔下的那个大白天提灯到集市上寻找上帝的疯子，便成了现代人失去精神依托后凄惶无助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