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门石窟看唐代造像风尚

    □ 常青

    中国古代石窟造像艺术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南北朝时期，另一个是唐宋时期。《中国造像之美：丝绸之路上的石窟艺术与文明流变》一书对中国古代石窟造像艺术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展示，是一本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石窟造像艺术的普及读物。

    本书从佛教艺术初始，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犍陀罗第一尊佛造像开始，一直到北朝晚期逐渐民族化、中国化的本土造像，覆盖了从犍陀罗到巴米扬，从古龟兹到克孜尔，从莫高窟到麦积山，从云冈堡到龙门镇，从响堂山到龙兴寺，以及喜马拉雅地区的造像艺术脉络，长达一千年的时间跨度。

    书中特邀国内外佛造像艺术研究的专家学者撰稿，从历史、艺术、文化、哲学、鉴赏及历史风格演变等多个角度，对石窟造像艺术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全方位展现了中国古代石窟造像艺术。

    ■ 龙门唐代石窟造像风格的演变

    所谓石窟寺，就是开凿在河畔山崖间的佛教寺院。它的宗教功能和我们经常见到的地面上的木构佛寺是完全相同的。在山崖间开凿洞窟，再在窟室内制作出信徒们所崇拜的偶像，是在古代的印度起源的。我们知道，中国的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随之而来的还有佛教的艺术形式，石窟寺就是集建筑、绘画、雕刻于一体的佛教艺术，是为宣传特定时代的宗教思想服务的。中国古代的佛教石窟遍布北方各地，在长江以南也为数不少，其中最为著名的还要数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这三大石窟了。若要论地理位置与历史意义的重要性，雄居中原地区的龙门石窟当首屈一指。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13公里的伊水两岸，这里山水秀丽、景色宜人，是人们礼佛、观光的胜地。

    龙门唐代石窟造像艺术大体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包括唐太宗——唐高宗时期。主要大窟为贞观十五年（641年）前后完成的宾阳南、北洞及其后开凿的潜溪寺。此外，还包括分布于敬善寺区的中小型窟龛。洞窟形制仍作马蹄形平面，穹隆顶，有莲花藻井。造像组合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王天。各种造像都是身躯挺直，很少具有身段的曲线。

    第二期，约自武则天亲政至武周时期。这一期有纪年的大中型窟龛较多，其中以上元二年（675年）完工的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以及咸亨四年（673年）完工的惠简洞、永隆元年（680年）完工的万佛洞等窟为代表。这时的佛像主要着通肩衣，其次是双领下垂大衣；菩萨多袒裸上身或斜披胸巾，帔帛自两肩垂于体侧，双手牵动外扬，造像肌体丰腴，身姿婀娜，颇具曲线美。

    第三期约自中宗神龙年间至德宗贞元年间（705—804年）。这期造像在规模和数量上远不如前期。其中极南洞是这段时期一个较大的工程，它是由盛唐名相姚崇为亡母刘氏造功德开凿的，时间大约在中宗神龙二年到景龙四年间（706—710年）。盛唐以后造像的形体稍嫌滞重，较初唐已大为逊色。

    从龙门石窟艺术中可以看出，唐代的佛教造像与南北朝时期已有很大的不同，已不再是那般超凡脱俗和不可言说了，而是代之以更多的人情味与亲切感。

    在这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点上，对外是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国内则是相对的安定和统一；中外贸易的发达，丝绸之路的繁荣，所带来的是中外文化大融合的局面。唐代先民们对外来文化无畏惧、无顾忌地兼收并蓄，并敢于创造与革新的精神，是唐代佛教艺术民族作风形成的社会基础。

    ■ 社会风尚影响当时石窟特色

    龙门石窟唐代造像，是以健康丰满的姿态出现的。那种面相丰腴、形貌秀丽、含睇若笑、温雅敦厚、富于人情味、身躯比例适度、体态健美颀长而丰满的作风，是与当时的时代风尚密切关联的。

    人物画到了盛唐以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画题，即所谓的“绮罗人物”。它的造型特点，不论是绘画或雕塑，最明显的是曲眉丰颊，体态肥胖，即贵族妇女的实际写照，张萱、周昉为这种画派的代表人物。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与《捣练图》，其中人物具备着“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唐·杜甫《丽人行》）的特色。她们丰姿绰约，衣着格外豪华，属贵族妇女幽静闲散生活的艺术再现。周昉“初效张萱，后则小异，颇极风姿”（《历代名画记》卷10）。《宣和画谱》评论他善画“贵游人物”，且作“浓丽丰肥之态”如《挥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调琴啜茗图》等，无不“以丰厚为体”（《宣和画谱》卷6），使这种肥胖画风得到了更好的发扬，并为中、晚唐画家们所尊崇。

    其次，唐代造型艺术中女子体格的所谓“丰颐典丽，雍容自若”风格，不仅是唐代贵族妇女的写照，也是唐代上层社会审美情趣的反映。周昉“作仕女多为浓丽丰肥之态，盖其所见然也”（《图绘宝鉴》）。汤垕《画鉴》上也说周昉笔下的仕女“浓丽丰肥，有富贵气”。这都是当时上层社会的审美时尚在绘画艺术中的反映。故宫博物院藏阎立本绘的《步辇图》中，李世民坐在宫女所抬的步辇中，若非健壮的女性是不能胜任的。唐女子习于西北的胡人风俗，多能骑马，仕女游春与男子同样骑乘，如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因此，唐女俑中也多有骑马女俑，与宋明以后的女子不出闺阁，弱不禁风者大不相同。“平明骑马入宫门”（唐·张祜诗《集灵台·其二》），已成为宫廷女子日常生活的习惯了。

    任何虚幻世界中的人物，必以现实生活为其范体。反映在唐代生活、绘画中的情趣与风尚，必然反过来影响佛教石窟造像的制作。在龙门唐代石窟中，佛、罗汉、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美丽和健康的化身。这些从现实世界中选取的美与健康的典型，反映在出世间的雕刻作品上，使人们能透过艺术的感染力，去赞赏佛陀的伟大。

    龙门唐代菩萨形象丰腴健美，意态温婉，头束唐人流行的高发髻，佩戴宫嫔喜欢的钏镯饰，身穿薄纱透体的罗裙和锦帔，“慈眼视物，无可畏之色”，给人一种亲切感。可见唐代佛教人物形象，已普遍采用世俗生活中的人物作为蓝本。关于这一点，宋人郭若虚说：“今之画者，但贵其姱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不达画之理趣也。”这说明菩萨像的女性化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龙门石窟在唐以后的五代、宋、金、元、明诸朝，只留下了少量小型的造像和题名、题游之类。从奉先寺下方北宋开宝元年（968年）开凿的双佛菩萨龛以及播鼓台南洞外，常景等人于元丰二年（1079年）造的佛像中，我们已完全看不到大唐盛世健康向上的艺术风貌了。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