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到王蒙，他们都在歌唱青春

    在梁启超吟唱出“少年中国”的赞歌后，多少中国知识分子、作家都选择“青春”这一符号来寄托他们对政治革命、民族复兴和美好生活的渴望：从“觉醒年代”时的“新青年”到“青春是美丽的”，再到“青春万岁”，到“八九点钟的太阳”……现代中国的青春话语，涵盖于文化表述的各个领域，是一个逐渐被建构起来的话语集合体。《少年中国：民族青春与成长小说（1900—1959年）》一书借助现代经典文学作品，以六十年的时间跨度，带领读者进入“一次航向美丽新世界”的旅途。

    ■ 《少年中国说》第一次清晰表达“青春理想”

    青年的兴起是现代中国最具戏剧性的故事之一。传统儒家思想将青年定义为孝顺长辈，一切改变长幼之间权力关系的尝试，都会被斥为忤逆之举。但自20世纪以降，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种青年崇拜，它改变长幼之序，激发了社会的变革与革命，并对现代中国知识界发生深刻影响。

    近百年以来，青春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产物，在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上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占据着一个象征性的核心位置。在现代性文化中，青春代表着新意、未来和改变；它所获得的象征意味，超越了它的生理规定，即青春期这个脆弱而不成熟的时期。在20世纪中国的文化转型中，变动不居的青春构成了革命潜能的基础意象：它既包含拆解陈规的力量，又指向理想的愿景。青春这一别具一格、充满活力的形象，激起各种新鲜的政治、文化与文学想象范式。

    对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而言，青春是他们用以表达对启蒙、变革和革命的期望，以及想象美好生活与光明的未来时的不二之选。他们在青春中发现的，或者说他们写入其中的那些意义，使得青春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动能，不断延续着振兴国家、激发进步的民族使命。

    民族重获青春的理想第一次被清晰表达，是在晚清改革者梁启超开拓性的《少年中国说》（1900年）一文中。这篇文章恰巧发表于20世纪第一个农历年的一月。梁启超吁求民族复兴，将中国的形象由老大帝国改写为少年中国。他为青年——包括青年个体，以及象征意义上的少年中国——赋予了未来发展的无限前景。 

    ■ “青春”成为一切变革的核心象征

    在梁启超发明“少年中国”之后的几十年里，当新一代青年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那里接受了启蒙理念，青春成为现代中国几乎一切社会变革和文化政治革命的核心象征。

    20世纪20年代的某个清晨，倪焕之登上了一艘开往吴淞口的小船。江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他的眼睛盯着烛焰，仿佛望见“理想与事实一致”的明天，感叹：“新生活从此开幕了！”叶圣陶小说《倪焕之》中的这一场景，预言了此后百年中国青年的命运：总在启程，总在热望，总在梦想中寄托未来。

    在此期间，青年这一形象始终充满活力，且变化万千：从反清“少年军”到启蒙“新青年”，从左翼“革命青年”到“少年布尔什维克”……在中国政治与文化史上那些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中，中国青年都是一股驱动性的力量。中国的20世纪，是名副其实的青年世纪。

    在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中间，对于青春革命能量的信念使得一种青春崇拜生生不息，左右着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或许，只有像章士钊这样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才能最好地证明青年被赋予的绝对权威。他把新文化运动看成一场赛跑，包括当时已成文化老兵的梁启超在内的所有人都参与其中。那些不肯跑的，被訾为“落伍”“反动”或“僵死”：“千人所指，不疾自僵。” 

    所有这些以青年为导向的运动，都交汇于同一种欲求，就是要将青春的能量用于全面而持久的社会改良与革命之中。当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将青春提升到意识形态的崇高形象时，它的象征主义活力便开启了一场持久的革命，使得现代化的中国“永葆青春”。

    ■ 青春叙事的旅途中永远有变数

    但年轻究竟意味着什么？像这样貌似简单的问题，却不会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单纯以某个年龄范围来定义青春显然是不够的，毕竟不同的文化与时代对此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认为青春意味着某种特定的青少年时期的特质——精力无穷、躁动难安、尚不成熟——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象征层面，就像《倪焕之》的故事所表明的，年轻不仅是个年龄问题，它蕴含着衍生自话语挪用和话语实践的一系列复杂意义。

    梁启超充满热情的宣言将青春作为一个政治隐喻，意指中国复兴，或更具体地说，意指中国在一个变化了的历史语境中崛起的新起点。相对于梁启超的文章中的清晰与自信，鲁迅沉思式的诗意反省，意在打破个体生活中老少之间的自然顺序，他同时表达了对青春的抽象永恒性的信念，和对它生命力的怀疑。鲁迅对青春的“希望”或许听上去有些暧昧，它隐隐地包含着一种年龄的辩证法，却在象征与存在这两个层面，都揭示出了青春的稍纵即逝和难以捉摸。

    在这里，更多的问题接踵而至：是什么东西强化了现代人对青春的那些信念？是它具有的发展活力、可塑性、它对成熟的拒绝，或是它内在的躁动不安与变化无常？当然，青春的革命潜能源自它对既成秩序和社会规范的抵抗。青春变动不居，稍纵即逝，它的象征能量不断对抗着稳定与构型，由此激发历史的变革。因为这样的原因，青春被反复用来强化关于社会变革的政治愿景。

    战争的炮火轰碎了所有浪漫的脚本。青年们从沿海逃往西南，从课堂到战壕，从街头演讲到地下传单。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里，蒋纯祖背着行囊穿越破碎的山河，却在精神流亡中染上肺病。他的困惑与坚持，成了抗战年代最真实的青春注脚：当民族存亡压倒一切，个人的迷茫反而成了最后的尊严。而在昆明，鹿桥的《未央歌》轻轻推开历史的重门，让一群西南联大学生在茶馆与诗社间游荡。这样的时光如白驹过隙，随后《青春之歌》的林道静脱下旗袍换上军装，王蒙笔下的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载歌载舞。也正是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曾在结尾中虚构过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极具戏剧性的场景，却在1979年之后被作家本人意外地删除了。这或许都意味着，青春叙事的旅途中，永远充满着太多现实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