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有“暗功夫”的人

    □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鲁迅是一个常常被世间误解的人，在对国故的态度上，他被人批评的地方很多。”这是孙郁《鲁迅与国学》正文第一句话。

    孙郁，曾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与国学》是他最新作品。上周，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孙郁。

    ■ 鲁迅爱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生气、有价值的部分

    在《鲁迅与国学》这本书中，孙郁从功底、功绩、思想等方面探讨了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关系，涉及鲁迅对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批判转化，对汉字、戏曲、野史、魏晋文学、古代小说的研究评价，直面回应了几乎所有鲁迅被人批评的地方，展示了鲁迅知识结构中隐蔽的一面，孙郁称之为“暗功夫”。

    “暗功夫”是摸不到的，是虚的存在，但爆发起来，却有大的内力。他同时代一些学者和作家读过什么书，从其文章很容易看到。鲁迅不是这样，他的文字背后有一个东西支撑着，它不显现，但在无形里存在着，而且一定程度决定了词语厚度的有无。比如他和弟弟翻译《域外小说集》，用的却是六朝以前古奥的文字。

    鲁迅的藏书被完整保留下来，有14000多册。从中可以发现，他的知识很驳杂，兴趣亦广。除了文学之外，金石学、考古学、科学史、文字学、哲学、美学、民俗学、心理学、历史学的著作都有，这构成他的知识谱系。

    1912年8月，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主要负责博物馆、图书馆、植物园、美术馆，以及调查搜集古物事项等。在为国家保护旧物方面，他做了很多事，比如建立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举办博览会等。他亲自参与了中国首个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将自己所藏的铜镜、瓦当捐献给博物馆。

    孙郁还提到了鲁迅在当时《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这里的美术其实涵盖了文化艺术、文物保护的方方面面。鲁迅主张，成立中央美术馆，保护著名建筑、名人故居、祠宇、坟墓、碑碣、壁画及造像，各地优美林野应禁绝剪伐、辟为公园。鲁迅还提出，要成立中国古乐研究会、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

    这与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相去不远，鲁迅这方面的眼光超前。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真正有生气、有价值的部分，他是相当爱护、自豪，搜集了六千多张汉画像拓片。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谈到鲁迅对于汉代造像艺术的喜爱：“他曾经告诉我：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汉画呢。”

    但是鲁迅也认为，宋代以后的艺术是弱化的：“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

    孙郁写道：细细阅读鲁迅的手稿和整理国故的资料，会发现他的学问其实很深；和他同代的许多学者，对于其学识与思想，都是赞佩者多的；“与鲁迅思想相左者，对于其学术水准，也是不敢轻易否定的。”

    孙郁认为，古人的学问是静态的多，鲁迅的思考是与社会和人生密切相关的，所以就没有匠气与迂腐气。鲁迅以非学院派的方式，解释了象牙塔内一些学者不能穿透的话题，其认知的深度不仅与庄子、墨子、释迦牟尼有所交叉，也与康德、海德格尔哲学构成一种呼应的关系，其精神更带有现代哲学的意味。正像尼采从古希腊文明中吸收了智慧一样，鲁迅的智慧多半来自中国古文明的熏陶，只是他避开了儒学正宗之路，而发现了文明史中的另一种资源，也就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 绕不开的“青年必读书”事件

    讨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件事是必须提及的。整整100年前，也就是1925年，《京报副刊》请名流学者推荐十本“青年必读书”。七十多位名流大咖，如梁启超、徐志摩、顾颉刚参与。

    鲁迅也受邀，他的答复正文只有一句话：“青年必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这答案后面还有个“附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少看中国书，百年前石破天惊的一句话，当时就引来很大反响，有赞成也有反对。

    这里单说反对声，根据鲁迅自己的记述，“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有学者说鲁迅“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写文章暗示他“卖国”。

    鲁迅后来也回击了几次。“有谁要读，当然随便”；“只是倘若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就好像“我”有时也喝酒，“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

    此外，“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既然青年不能一概而论，青年导师、青年必读书自然也不可靠。

    针对“卖国”的暗示，鲁迅的回答是，“宋末，明末，送掉了国家的时候，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的时候，我都不在场”；在中国苦难的时候，“达尔文的书还未介绍，罗素也还未来华”，而儒家经典却早就在了。

    此事发生5年后，1930年，鲁迅好友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许世瑛5岁时，鲁迅就是他的“开蒙先生”；此次许世瑛入中国文学系读书，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了一张书单，包括《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名人年谱》《少室山房笔丛》《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世说新语》《唐摭言》《抱朴子外篇》《论衡》《今世说》等十二种。

    从这两件事看，鲁迅对传统国学的态度是否有矛盾呢？让我们看看孙郁是如何分析的。

    【访谈】

    ■ 鲁迅极端表述后的爱意，不细细体察感受不到

    读+：能否为我们分析一下鲁迅的“青年必读书”事件和他为许世瑛开的书单？

    孙郁：当时的当权者“尊孔读经”，利用孔子，用儒家的那些东西搞复辟搞专制，所以“五四”知识分子要打倒孔家店，但并不是打倒孔子，是把孔子救出来。民国年间，以鲁迅为首的一些人批评旧文化，都是有特指的。比如儒学，他所指的乃被士大夫污染的儒学。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北京有一些文人大谈儒家的经典，鲁迅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儒术》，举了个例子，南北朝的时候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那些儒生在干什么呢，给统治者的孩子们讲《论语》。研究儒学的人把《论语》当成了一个保命的工具。

    如果用学院派的理念看，鲁迅的言论未必中正，看法偏执的地方很多。但鲁迅的出发点还在启蒙与大众解放领域，他认为新的东西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平衡的意识可能会弱化新文化的势力，保卫新文化的成果异常重要。

    鲁迅自己曾有士大夫的基因，但他要挣脱的恰是儒家的负面遗产。鲁迅提倡多读外国书，其实也是增强青年免疫力的需要。他知道国粹过于强大，倘没有免疫力，会被旧文学里陈腐的遗存缠住，这是危险的。外国作家像莎士比亚、雨果、契诃夫、托尔斯泰，总要让读者冷静面对自己与社会的问题；而古代士大夫文字面对真问题的表述殊少，青年寻觅有意味的文字，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此外，鲁迅对“青年必读书”这种方式确实有反感。在鲁迅看来，每个人读什么书是个人的自由，不必去指导什么，他说自己连自己的路怎么走都不知道，怎么能给你当导师。

    你看胡适当时列出的书目，其实就是摆着学者的权威架子，鲁迅对这个是很反感的。那个时代更需要大家自由地阅读，自由地书写，前辈当然可以谈自己的经验，但是不要以自己的经验来代表国家民族、代表知识界的权威。鲁迅觉得自己收获最大的是读外国书，所以他就这么说了。

    针对广大的社会青年群体，鲁迅不愿意去做导师；但是在私人语境，如果你要想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要做学者，他可以介绍读几本入门书。

    他没有去让许世瑛读四书五经，而是看那些非正宗的士大夫的诗文和一些有批判意识的文本。十二种书中，有工具书、诗文集、小说集、杂著，就精神隐含而言，鲁迅注重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审美的文本，属于情感论范畴，比如《世说新语》《唐诗纪事》《唐才子传》《今世说》，勾勒出文士风采；二是批判性的文本，涉及认识论的话题，比如《论衡》；三是工具书，涉及知识论的内容。谈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时，他让人注意其间的批评之语，但同时也要明白那批评是“钦定”的。这就是提醒人注意：认识古代文献，当了解那文本的明暗部分，既要深入其间，又当跳出其外。

    旧书读多了，对于古人的人情世故，就有了别样的理解。仔细分析之后可以看出，鲁迅看到了旧文明的有限性、传世文献的内在欠缺，在情感论的层面发现了传统文化珍贵的遗存。

    所以鲁迅对传统的看法是有公共语境和私人语境之分，在公共语境里他是有叙述策略的，不可把一些言论看成学术观点，而应视之为一种直面现实的斗士之文。鲁迅极端的表述后的爱意，不细细体察是感受不到的。

    ■ 青年经历过生活，才能和鲁迅慢慢相逢

    读+：“鲁迅极端的表述后的爱意，这种爱意不细细体察是感受不到的”，很有意思！今天的读者、今天的青年如何能体察到这份爱意？

    孙郁：年轻人经历过生活以后，他才能够慢慢和鲁迅相逢。鲁迅当时听说自己的作品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时候，他非常难过，他说我的文章是不适合年轻孩子们读的，我是有毒的。

    所以一般都是中青年人，生活遇到了磨难以后，才理解到鲁迅的深意，于是他们很多人开始写关于鲁迅的心得，当然现在年轻人也有不少了。

    （1924年1月12日，鲁迅的朋友孙伏园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关于鲁迅先生》一文说：“鲁迅先生所以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准许的原因，最重要的一个是他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儿用《呐喊》做课本。这是他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孩读《狂人日记》。他说‘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他说，他虽然悲观，但到今日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候，也许不至于‘吃人’了，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他说，他一听到《呐喊》在那儿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类小说的必要。”孙伏园此说得到鲁迅认可。鲁迅自己在《不是信》里说：“我也曾反对过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怕的是教错了青年。”——《读+》注）

    读+：在当下，这种“爱意”还有现实价值吗？我们该如何借鉴鲁迅对传统的态度？

    孙郁：作为现代的知识人，我们如何看待古代的遗产？如果只见树木，没有森林，那认知大概是有缺失的。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继承传统，而是如何认识传统，以及怎样衔接传统有意义的部分。鲁迅对于国故的认识与别人不同之处，也恰是其思想生长之处。他的表达有许多颠覆之力，剥落了罩在旧文化遗产身上的层层光环。他对传统是择其善而用之，“从来如此，便对么？”他告诉我们，昨日如斯，今日如斯，明日当不该如斯，新文化要做的是古人未能做也不曾想做的另类事业。

    这自然是相当难的，没有冲破牢笼的勇气，断不能改变旧有的面目。而新文化人竟然一步步走了过来，颠覆了以往的道路。“五四”一些新学人与新式作家，在汉语最为凝固的时期，激活了古老的文脉，他们不是葬送了传统，而是重新延续了中国旧的文化最为有活力的部分。读彼时的一些文章，会感到那时候的思想者不是以温情脉脉的方式面对身后的存在，而是以批判的目光重审旧的文明。带着沉重的忧思和痛感，剥掉了身上的伤痂，这是阵痛中的自审。鲁迅在面对旧的遗产时的批判意识，以及积极摄取精华而创造新文学的选择，成了民族文化史悲壮的一页。其实从孔夫子到王阳明，每个时代的思想者都是以批判的意识开始自己的精神之旅的。鲁迅那代人在“五四”前后的探索，是现代知识人自我解放的一次疾走。现在我们说这些人与孔子、老子、庄子、墨子一样，乃中华文明史永远伫立的路标，是确确实实的。

    文化的发生它是按照惯性走了，我们祖先规定了这样的一种文化秩序以后，一代一代重复这样的秩序，有它的道理，也产生了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但是它会遗漏很多东西。任何一种文明在发展过程当中它都会遗漏，都会有空白点。鲁迅是发现了我们文明里遗漏的东西，而且以此来丰富我们的精神。

    鲁迅说过，“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我们不落后于世界进步的大潮，但我们也不要失去我们固有的血脉，取法现在好的东西，回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辉煌的原点，重新出发创造出新的文明，这是鲁迅在100多年前提出的看法。我们的改革开放，正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 伟大的精神存在，就是矗立在风雨里

    读+：当人们在网上为了鲁迅而争吵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简明扼要的方式来正确立论？

    孙郁：一些了解鲁迅的人有时是不辩论的，我从来不参与这种辩论。研究者的任务是做一点普及工作，比如教书，就是让学生知道历史细节，慢慢去传播、传递。网上当然需要有人出来讲，但是说心里话，现在人人都可以发声，对那些没有历史知识的人，你和他去争论、生气就没有意义，他们这些言论慢慢会沉寂下去，会消失，虽然也会不断泛起，但是只要认真读书的人，还是会明辨是非的。

    鲁迅的全集每年都发行上万册。中国的一代代作家，很多年轻时都看不上鲁迅，因为在中学学鲁迅学得很反感，可是当他们经历了生活、重新读鲁迅的时候都喜欢鲁迅。我邀请莫言到鲁迅博物馆谈鲁迅，他说“和鲁迅相比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个社会没有一个预设的方案，是靠人不断地选择，在没有路的地方才可能创造自己本质的东西。鲁迅的这种思想，给周边国家的知识分子带来巨大的启迪。所以，在日本、韩国，他们在讨论人的个体价值，讨论到社会的文化形态的时候，经常会讲到鲁迅，站在不同的角度与鲁迅相逢。

    20世纪80年代，在韩国，鲁迅是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他影响了韩国一代知识分子，韩国人说“我们没有鲁迅”，很多精神领袖在监狱里面研究鲁迅。

    我接待过日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我让他参观鲁迅的藏书，他看完了以后特别惊讶，说鲁迅当时藏的德文书，都是德国知识界最关注的，而且现在看来也是弥足珍贵的一些文本。大江健三郎说他和现在的日本作家都无法跟鲁迅比，因为鲁迅精神隐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大江健三郎在北大演讲和在鲁迅博物馆的谈话里面都谈到了这一点，说鲁迅是无法企及的。

    世界各地研究鲁迅的人非常非常多，最让我感动的是琉球人。有一年，我去那里发现有一个鲁迅研究的群落。从1945年一直到今天，琉球的那些知识分子几乎都没有离开过鲁迅式的语境，他们用鲁迅式的智慧来面对美军的占领。当地有一个著名的美术馆叫佐喜真美术馆，展藏鲁迅介绍过的藏品，用鲁迅的精神资源来抵抗外来力量。他们的小说、诗歌、戏剧、绘画、表演里面，依傍着鲁迅的传统，用鲁迅的意象反抗奴性，就是在所谓正确的地方看到问题，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鲁迅的一些意象在他们那里成了核心力量所在。

    我在美国分别参加过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大学召开的鲁迅研讨会，发现世界文化史中的鲁迅的研究论文也多了起来。我相信，在中国百年作家与思想家中，鲁迅是被叙述最多的人，他必将成为文化史中难以绕过的存在。

    一个伟大的精神存在是不需要保卫的，他就是矗立在风雨里。在这个世界里，不断地会有一些新人与鲁迅相逢，这些人发出来的声音要比那些为了流量、为了赚钱的人的言论要伟大得多。这些人的声音是真正的人间的声音，阴暗里的声音不足为道。

    为什么世界各地都在纪念、研究鲁迅？就是因为在东亚的整个20世纪，只有他的思考表现了思想解放的亮度。当西方文化进入时，东方人该如何选择？鲁迅是忍着疼痛拷问自己，正视这个问题。他认为东方人要虚心学习，但同时又不能成为奴隶，这种姿态使他成为精神上的标本和象征。鲁迅表现了我们20世纪东方人思想最高的高度，超越了整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