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下的时间正义

    □ 刘洪波

    技术将人排除出社会生产，这一现象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一直存在，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突出。

    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将中国手工工场的纺织品剔出世界市场；机器纺织在中国出现，将千家万户的纺纱织布逐步淘汰出局。这都是历历在目的事实。伴随上述淘汰过程的，是手工纺织从业者不得不退出就业，其劳动时间无法出售；是千家万户的纺纱织布不再具有经济价值，如果这一劳动的时间不能寻找到新的用场，那么贫困就会大面积发生。

    今天，工业化已经推进到信息化、智能化的阶段，大数据、云计算、高速网络、人工智能相互结合，正在使生产变得只需极少的人来完成，“无人化”技术一方面令人欣喜，一方面也令人担忧。黑灯工厂、无人商店、自动驾驶等已经出现或正在路上，在有的领域，无人运行与人工运行已经产生了直接冲突。接下来，老师、医生、律师、保姆、管理人员也可能面临被“技术狠活”替代的命运。

    乐观地说，人在一些领域被机器替代，并不意味着真正退场，人有人的用处，可以整体性地完成转场。历史上的技术替代都是这样发生的，短时间的恐慌很快就会在工作机会的转移中消失。不过，智能机器的出现可能是全方位、全场境、全领域的，从体力到智力、从实境到虚拟，没有哪一行能置身事外。一个教授的精品课能够取代很多个教授的讲授，甚至虚拟教授能够把课讲得更好，即使个别指导也能由机器完成。送外卖、洗高楼、做预算、上法庭，都可能由自动机来替代。必须由人完成的工作场景将不可逆转地越来越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还可以梗着脖子说“人有人的用处”，但不可替代的人将会极少，普遍的情况将是人没有了用处。在社会生产中，用不了几个人；在社会交往中，人越来越不与人打交道，而是沉溺于技术建构的个人电子环境。社会生产方式、人的生活方式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长期以来，把人们的时间宣布为“工作日”，并制定为法令，是要用来保证工业化、效率化的劳动力供给。智能机器的出现可能使人作为劳动力的价值普遍减少，大量人相比于机器甚至失去劳动力价值，他们的时间将不再被征用，他被剔出了劳动力市场，成为失业者，成为多余人。

    智能技术的广泛推进，必然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但随着很多人被排除出生产过程，自由时间的分配将更难公平地实现，部分人垄断自由时间，多数人无法享用时间自由的情况极易出现。

    能够参与到劳动过程的人，其劳动时间能够售出，但其自由时间未必增加，因为他的价值会受到机器竞争者的衡量，如果他不能比机器更有性价比，他的那一点“机器达不到的能力”也会不足挂齿。即使做得到机器完全不能替代，这样的人也可能是寥寥无几，并不足以改变人类的整体处境。

    退出社会生产过程的人获得的不是自由时间，而是“多余的时间”。因为无法获得报酬，时间对于他来说就很难用以去实现个人发展，他的时间开始失重，很可能只能打发度日、消磨时光。自由时间不是这样，它不只是属于个人，更重要的是它能成为个人积极生活的展开，这需要人获得了生活资源才有望实现。退出社会生产过程的人，大概率只能由社会福利去保底，保底水平在不同地方自然有高有低，但无论多高，都会形成对人的否定性的社会评价，从而使获得者形成弱者和底层的自定义，这并不利于其自由发展。

    人工智能带来的时间危机是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是人制造出来的智能技术，但要使它成为增进人的普遍福祉，而不是成为人自由发展的异己力量。它创造出来的自由时间能被多数人享有而不是被极少数人垄断，这一时间正义的实现需要社会分配机制的深刻变革。资本逻辑的分配必将带来重大的社会危机。因为大量的人被排出劳动过程，“按劳分配”将难以进行；“按要素分配”则导致财富被极少数人垄断。社会分配需要考虑到不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人依然能够获得共享一定社会财富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获得自由时间。

    社会一方面要保持效率，以实现发展上的追赶，一方面也要考虑公平，在技术激进变革的同时，考虑缩短工时、延长人们的自由时间，让更多的人在岗有劳，同时舒缓“以快为上”节奏下普遍的焦虑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