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化导致肉体退化？

    □ 刘永谋

    21世纪20年代，智能革命方兴未艾，很多根深蒂固的旧观念，比如意识与物质、机器与人、知识与无知等二元对立的思想开始逐渐消解。

    如果机器也有智能，人与机器的差别便不会那么大，而将人视为特殊的智能机器，也不是不可以。反过来，机器人可以被视为某种特殊的“人”。据此，有人提出要人道地对待机器人，因为它们有意识，所以有“机器人权利”。如果说新科技改变了物理世界，那么智能革命对人的观念的冲击和改变与之相比，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前，我们一般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现在机器人有了智能，它是不是新的主体呢？答案也许是肯定的，但反过来，机器人如果是新的主体，那么关于对主体的理解就需要重新修订。总之，研究人有助于发展机器人，研究机器人反过来也有助于理解人。

    那么，什么是人呢？对此，今天的人们不再信服哲学、文学、宗教、神话、巫术乃至迷信的解释，他们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新科技对智人研究的新成果。也就是说，由新科技成果勾勒的人的形象，逐渐成为人之为人的主流意见。此时，人类的行为与情感被还原为物理、化学和生物参数，将人性的瑕疵视为正常的演化缺陷。譬如，爱情根本不是源于苔丝的纯情或卡门的疯狂，而是人体某些化学物质，如多巴胺、内啡肽的分泌。

    如今，自我量化技术——比如用手机监测每日步数、家庭自备血压计测血压等——越来越多，越来越流行。随着人们慢慢适应类似做法，“所有人都应该被测量、控制和改造”这种观念会逐渐深入人心。人要先测量，然后再治理。未来，“科学人”可治理、待治理、必须治理可能会被视为人的根本规定性。也就是说，在智能社会中，自然之技治不能容忍荒野，主体之技治不能容忍野蛮。

    很多时候，智人的改造表现为自我改造，比如自愿控制体重、身材等。相应地，各种精致的行为主义、自然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基因决定论日益盛行，对智人的行为、思想、文化和命运予以某种自然主义的解释。他们坚信环境变量与人类行为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如果环境参数发生变化，人的行为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人人都一样。

    关于机器人，未来的“科学人”也许会相信：人形机器挺好的，纯洁而无辜，相反，人类却有一颗被玷污的蒙尘之心。说人像机器一样，将不再是讽刺，而可能成为一种理想。韩国科幻剧《人类灭亡报告书》中有个情节，说的是寺庙中的机器人先于和尚得道涅槃，和尚们得向它请教问题。随着身心设计有朝一日被大规模地展开，实验室逻辑从自然扩展到人类社会，整个智能社会可能成为人性改造的巨大实验室。

    AI的发展可能产生大量的“无用之人”，也与人的退化问题相连。生物的进化或退化，是结构—功能主义意义上的，即按照多数人的理解，进化意味着适应性的功能增强和效率增加，但功能与效率的适应性是含混的人类主义观点。相比于克罗马农人出现之初，今日智人的适应性增加了吗？与在地球上生存了数十亿年的病毒相比，赤裸的人类显然适应性要差很多。原子弹爆炸虽然能够摧毁人类城市，但是不可能灭绝地下的老鼠、蚯蚓和蟑螂，所以，它们的适应能力比智人要强。不过，人类创造了技术物，在技术物的辅助之下，人的适应性急速增加。更为关键的是：人不光被动地适应，还创造性地适应，即在严酷的自然中创造宜居的场所。比如，建造末日地堡可以应对核大战的爆发；制造病毒疫苗在一定程度上可免除病毒的威胁。也就是说，智人进化的重点在于技术诞生之后，人类从生物适应性转向技术适应性。

    按照一些人的说法，人在发明了技术之后，人就停止了进化，转向作为人的器官的技术进化。技术进化同时伴随着人的退化，不仅是肉体退化，也包括精神退化。在文字出现之后，智人的记忆力和口传时代相比就有了下降；当电脑出现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提笔忘字。回顾数万年现代智人的演化史，顽强的生命冲动是智人繁荣的生物学—文化学基础，但在今天看起来，这种生命冲动似乎正在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