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降堂遐思

    □ 李笙清

    在地处武汉市汉口繁华地带的中山公园内，有一座白墙黑瓦的简陋平房，静静地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下，与园内其他建筑风格迥异。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带着一颗瞻仰与缅怀的心，我来到中山公园，再一次走近这座承载着华中地区抗战伟大胜利的受降堂，内心经受了一次神圣的洗礼。

    中山公园始建于1910年，原名西园，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公园初为私家花园，1927年被国民政府收归国有，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改名为中山公园。位于中山公园西北角的受降堂，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划定的中国战区16个受降点之一，2002年11月被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普普通通的平房建筑，见证武汉这座英雄之城、胜利之城的历史荣光。

    跨过高高的石拱虹桥，拐过两层小洋楼建筑的国史陈列馆，当我伫立于胜利广场，受降堂那白色的墙壁便映入眼帘。这座长方形平顶厅堂式横列建筑始建于武汉沦陷时期，坐西朝东，砖木结构，马尾屋架，白墙青瓦，长34米，宽12米，占地355平方米。1942年，在日军汉口特务部的操纵下，当时的大汉奸张仁蠡为粉饰太平，重塑形象，特意在此地主持兴建张公祠，以祭祀他的父亲——曾在武汉留下卓著政声的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没想到3年之后，这座供奉着张之洞牌位和张氏家谱的普通建筑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第六战区接受华中日军代表举行投降仪式的受降堂，历史给了日伪一个极大的讽刺。

    1945年9月18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34天，兼程赶到武汉的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特意选择了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开端的“九一八事变”14周年纪念日，在这座建筑内举行了载入史册的受降仪式。当天下午3时，孙蔚如在副司令长官郭忏、武汉地区总受降官王敬玖及美军军官等陪同下，接受了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战犯冈部直三郎等投降代表的投降。受降仪式长达两个小时，曾经骄横残暴的侵略者一个个被摘除军刀，垂头丧气地签署了受降书，曾经的不可一世已是荡然无存。此次受降，共接受日军官兵202335人，骡马9967匹，手枪4474支，步枪159654支，轻机枪4585挺，重机枪566挺，以及大量火炮、子弹。一个星期内，武汉地区日军5万余人全部被解除武装。

    现在的受降堂是2000年修复完成的建筑，室内室外均按“尊重历史、整旧如旧”的原则恢复原样。堂内辟有“受降堂陈列”展览，免费对外开放。从此，这里成为武汉市举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来中山公园的游客无不来此一游，缅怀华中抗战的英勇顽强和抗战胜利的辉煌历史。

    受降堂正面开有3个门，当我沿着宽阔平整的林荫道走近朱红斑驳的受降堂正门时，只见悬于门楣上的木质横匾上，3个方格内的红底黑字“受降堂”格外醒目，仿佛在警示每一个瞻仰者，永远牢记抗战胜利这段令国人扬眉吐气的历史。正门一侧的墙壁上，镶嵌着“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受降堂旧址，湖北省人民政府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七日公布，武汉市人民政府立”的牌匾，另一侧分别挂着“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武汉市国防教育基地”的牌匾。这时，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受降堂前，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一名年轻的女教师指着受降堂的牌匾，讲解着武汉受降的这段历史往事。

    随着参观的人流走进受降堂大门，一面展墙映入眼帘，受降堂陈列的前言简明扼要，介绍了堂内展示的主要内容。两块牌匾分列两边，一边是毛泽东同志1945年9月为重庆《新华日报》的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另一边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8周年之际，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办的《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主题展览时的讲话精神：“牢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历史，万众一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底白字十分醒目，令人精神振奋。

    受降堂陈列规模不大但内容丰富，周边展墙上以抗日烽火、江汉怒潮、血染楚天和受降纪实四个单元展开，射灯照射在这些由300余幅图片和说明文字组成的展板上，它们分别介绍了日寇侵略、抗战兴起、武汉会战及日军对武汉的血腥统治、日本投降后的武汉受降等内容。在展览中还穿插布置了陈列展柜，展出实物及复制品近50件，既有1938年驻扎在中山公园的日军拆毁园内龙桥的龙身残片，也有侵华日军使用过的望远镜、钢盔、水壶、饭盒、迫击炮弹、子弹盒、军大衣、风衣、膏药旗、防毒面具、创口消毒液等原件，还有八路军使用过的汉阳造刺刀，以及坚持在武汉周边抗战的新四军战士使用过的子弹袋、收缴的日军指挥刀等实物，这些抗战遗物将我的思绪带到那艰苦卓绝、战火纷飞的年代，新四军第五师在长江沿线、中原地区抗击了20余万日伪军，坚持抗战数年之久，对日伪军作战1000多次，歼灭日伪军4万余人，尤其是三打侏儒山战役，给了日伪军沉重打击。这些弥足珍贵的抗战遗物，就像是一件件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让人抚今思昔，对千千万万为抗战胜利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国军人充满敬仰，也让人更加珍惜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在受降堂正中靠后墙位置，特意对当年受降签字仪式的会场按老照片等历史资料进行了场景复原。墙面正中悬挂孙中山遗像及二战盟国英、美、中、苏四国旗帜。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上，摆放着中日双方出席受降仪式代表的铭牌，八把椅子排放整齐，整个会场简陋而又显得庄严肃穆。

    看着眼前的场景，我的视线渐渐模糊，耳边依稀响起《保卫大武汉》的激昂旋律：“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飞迸在长江，全国发出暴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组令人热血澎湃的生动镜头：一身戎装的受降主官孙蔚如立于桌前，对对面垂手而立的冈部直三郎等日军投降代表高声宣读“六战作命甲”第一号命令，声若洪钟，振聋发聩，余音绕梁，久久不息；垂头丧气的冈部直三郎用颤抖的双手在受降书上签字，然后毕恭毕敬地递给高大威严、一身正气的中国将军……

    受降堂内，有一个紧贴于地面的玻璃展柜，一块斑驳的长条形石碑静静地平放在蓝绒布上。这是当年的汉口市政府为铭记受降仪式而修建的一座受降纪念碑，碑上所有文字均为孙蔚如将军亲笔题写。石碑为汉白玉材质，长122厘米，宽40.3厘米，厚5.6厘米，正面镌刻“受降堂”三字，背面草书碑文：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蔚如题。这块石碑当年竖立于受降堂门前10余米处，大约立于1946年5、6月间，后来不知去向。1998年6月中山公园筹备70周年园庆，在清理文物史料时，石碑被发现于园内张公亭底层，这件记录着受降见证的珍贵遗物在尘封多年后，终于重见天日。

    当时，中央电视台和许多地方电台、报纸对受降纪念碑的发现进行了报道，武汉部分著名历史专家学者还专门召开了专题座谈会，一致认为：受降纪念碑和受降堂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历史见证，是向广大青少年和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依据，是武汉地区的重要历史建筑，因此，修复受降堂和受降纪念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铭记历史，警示后人，园方特意在受降堂右侧辟出一块正方形空地，在花岗岩围栏内，修建了一座高180厘米、宽60厘米的花岗岩镶汉白玉碑面的纪念性石碑，砌筑在黑色大理石的基座上。碑身正面竖排镌刻“受降纪念碑”五个大字，背面镌刻的是孙蔚如亲笔题写的受降堂碑文，所有碑文与受降堂展柜里的石碑上文字书体保持一致，龙飞凤舞，苍劲有力。

    微风拂面，翠竹青青，松柏伸出的枝叶轻拂着碑身，仿佛在抚慰那些在浴血抗战中逝去的民族英魂，又似在警示碑前的凭吊者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灿烂的阳光下，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面对纪念碑，久久不愿离去。听推着他的孙子说起，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年近百岁的抗战老兵，经常来受降堂转悠一下，寻访当年的记忆。从老人凝视的目光里，我看到了中国军人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坚定意志。“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离开受降堂时，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朱日和建军90周年的阅兵画面，令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