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工作重心要转向更注重“治理投入”

    □ 王德福

    党中央时隔十年后再次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是新时代第二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会议强调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新华社播发的会议侧记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里强调的是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而不是其他投入。”总书记强调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重视治理投入，体现出对城市发展形势的深刻洞见与远见。

    创新城市治理，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直接体现城市温度，事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必然要求。

    ■ 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效能治理

    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主题。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转变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在新发展阶段，产业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吸引和留住人才需要打造有温度的城市环境，宜居与宜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对市民而言，高质量就业与高品质生活缺一不可，城市硬环境与软环境同等重要。城市间产业发展的良性竞争，既要注重产业政策、营商环境优化，更要重视生活品质提升。便利的通勤条件、丰富的休闲场所、安静的小区秩序，都需要高效能城市治理来保障。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是重要抓手。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大幅度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系统性提升，我国还成为世界上高层建筑最多的国家，9亿多市民在中国式小区里居住生活。进入存量提质增效阶段，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等老化问题逐步凸显，一方面要加快提高运维管护水平，另一方面要系统性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城市更新是对城市现有存量物理空间的优化改造，所有存量空间都附着有复杂多样的利益关系与社会关系，更新行动必然涉及利益关系与社会关系调整，必须依靠高效能社会治理来保障。推进城市更新，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不仅考验着工程运营能力，更考验着社会治理水平。

    现代化治理是现代化城市的必然要求。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超大特大城市更是巨型复杂系统，城市群和都市圈作为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的重要载体，更是对现代化城市治理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化城市具有空间规模巨大、组成要素多样、经济社会活动集聚度高、群体多元化流动性强等显著特点，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看，超大特大城市甚至已经具备明显后工业社会特征，市域空间呈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压缩共存格局，风险社会挑战日益紧迫，这都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实现城市复杂系统安全有序运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 高效能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

    政府、社会、市民是城市发展的三大主体，也是城市治理的三大主体。实现城市高效能治理，需要统筹发挥政府、社会、市民积极性，实现协同共治。当前城市治理效能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主要表现为三大主体作用发挥还面临一些挑战。

    市民参与度还要提高。人民城市以人为本，城市治理也要实现以广大市民为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在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政府主导的城市开发建设和经济发展，充分释放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发展史上资本逐利产生的社会排斥与社会分裂问题。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一段时期以来，政府大包大揽客观上制造甚至强化了市民参与意识不足的问题。这一阶段同样也是城市社会发育形成期，单位体制下的老市民需要从集体福利主义观念中转型，数以亿计的新市民需要适应城市生活方式，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广大市民参与能力的不足。参与不足主要体现在直接涉及市民生活品质的社区治理与文明城市建设中：中国式小区的物业管理和业主自治水平还不高，生活空间公共事务合作能力还有待提升，文明城市建设还需要市民更加重视城市公共空间的言行举止。9亿多中国人需要学会如何与陌生人做邻居，学会如何做好城市的主人。

    社会融合度有待加强。城市是一个复杂社会系统，社会系统有序运转需要其构成部件、功能单元、社会群体相互融合。大规模增量扩张推动了城市社会的多样化、多元化和复杂化，但社会系统内部融合程度还不够。城市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也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活跃的社会，社会融合难度高。不同社会群体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差异大，社会互动中容易产生摩擦，大城市拥挤效应和后工业社会普遍性的社会焦虑又会产生催化放大作用。大城市各功能单元之间相互衔接、开放融合度也还需要加强，充满烟火气的商圈、街区如何与周边居住小区和谐共处，城市空间如何在保障市民安全、关切与外卖小哥、外来游客便利性之间寻求平衡，等等，这些都考验着一座城市的社会融合水平。

    政府协同性尚需优化。城市社会系统复杂性需要治理体系协同应对，城市治理体系既需要保持集中统一性，又需要具有灵活适应性。作为城市治理体系的主体，政府组织的内外协同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理体系的协同性。一直以来，政府行政权力碎片化、条块不协调、层级权力不对称等问题成为制约城市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从早年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成立专门的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到近年来各大城市主动推动综合执法权向街道下沉、城市管理进社区，以及大力创新“吹哨报到”“民呼我应”“接诉即办”“高效办成一件事”“城市大脑”等体制机制，都在致力于破解上述顽疾，也取得积极效果，但同新形势下城市治理现代化需要相比仍然还有距离。

    ■ 创新性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

    人民城市呼唤人民治理。城市治理是一项包含公共服务、文化建设、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在内的系统性工程，必须以人民为主体，在党的领导下，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积极性，促进城市大融合，强化政府、社会、市民大协同，创新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城市治理共同体。

    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优势。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党建引领城市治理效能，聚焦城市市场失灵、社会失灵与系统失灵的关键问题，靶向发力，搭建跨领域、跨系统共治平台，在党组织领导下推动各方有序参与、有效协作。要让亿万党员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规则维护者与社会组织者，发挥好催化社会合作的作用，在组织群众办理好身边社区小事的过程中实现服务群众与教育群众的有机融合，将分散的群众转化为有觉悟、有力量的人民。

    要大力推动社会融合。随着城市发展转型，城市社会也从发育成长期向定型成熟期转变。要将社会融合理念贯穿到城市建设、城市更新以及文明城市创建、社会治理全过程，通过更具包容性的产业发展、更加充分的公共服务供给、更有温度的城市管理和更具开放性的社会治理，打造全龄友好的城市空间、自信大度的城市品质、尊法崇礼的城市风气。

    要不断完善城市治理机制。更加重视基层治理特别是社区治理，创新性践行“枫桥经验”，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将基层社区真正从过重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积极作为、久久为功，稳步提升广大市民直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责任意识和组织化水平。持续优化“12345”政务服务热线机制，坚持诉求回应与主动治理相统一，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深化。继续探索和优化政府体系责权利配置机制，务实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治理技术与治理资源，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协同化运行水平。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