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长安，理解“何以中国”

    □ 刘庆柱（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近年来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史备受国内外关注，而汉唐长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突出代表，也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集大成。重新认识“地下长安”，不仅要介绍古都长安的历史，还须更加清晰地回望、理解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突出特性”。

    《盛世长安》以六十余年考古成果为基，融汇文献之脉络、图像之细节，重现汉唐长安的壮阔图景。从未央宫、大明宫，到坊市、学府、佛寺、道观……这不仅是一部城市的复原图谱，更是一种文明的记忆修复。读长安，不仅是回望盛世，更是理解“何以中国”的钥匙。

    汉唐盛世的辉煌，集中体现在其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与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汉唐长安上。

    通过汉唐长安的历史，可以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这体现在其都城规制思想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中”与“中和”这一核心思想。因为人类历史的延续，正是基于正确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如始于汉长安城城门的“一门三道”形制，和战国时代楚国都城湖北江陵“纪南城”的西城墙之北城门与其南城墙的西城门各有三个门道的形制很类似，二者均为“一门三道”，只是“纪南城”并未形成城门定制。

    楚国先后是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之一，而楚文化与汉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文化“亲缘”，因为汉文化的缔造者实际上就诞生于楚国故地（丰沛），如汉高祖刘邦及其朝廷的重要军政高官萧何、曹参、王陵、审食其、周勃、周亚夫、樊哙、夏侯婴、周昌、任敖等均为楚人。这种文化传承也使得“汉唐盛世”的汉字、汉人、汉族、汉文化圈由此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国。如果人们再看一看都城附近的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墓乾陵朱雀门外真人大小的60多尊蕃臣石像，可知唐太宗李世民为何被世人称为“天可汗”，这堪称世界史上的奇迹！这是中华文明“和平性”与“包容性”特质的实证。

    汉唐长安城的规制，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居中”的理念（如太极宫位于宫城中央，东宫与掖庭宫分布于其东西两侧）。从考古发现来看，至迟在商代都城（洹北商城）的宫城已位于都城中部。此后，略晚于汉长安城的北魏洛阳城的宫城、宋开封城、元明清北京城的都城规制基本继承了汉唐长安城的规制，这也就佐证了中华文明都城规制发展的“连续性”。

    汉唐形成的古代都城规制思想延续至元明清。大金王朝海陵王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因此他建都“燕京”（北京），其都城名为金中都，“中都”之名体现出古代都城“择中建都”、都城之内“择中建宫”、宫城之内“择中建殿”的理念。蒙古族建立的元大都、清代满族建立的清王朝都城北京城，都是例证，这种“国家文化的认同”，更加凸显了中华文明的国家至上与各民族之凝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形成、深入民心。

    【文摘】

    ■ 金银器的繁荣发展，见证中外文化交流

    我国古代金银器（指容器）的大发展应始于唐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亚地区广为流行的金银器对我国的影响。

    金银属于贵金属，能以此制造器物使用者，自然只有皇室和极少数达官豪富，但其用量却很大。在唐代长安故地附近，曾出土了不少唐代金银器。如平康坊东北隅（今西安市和平门外），出土了7枚鎏金银盏托；长乐坊东部（今西安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了银薰球及银碗、杯、盒、盆等15件银器；兴化坊（今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多达1000余件，可谓唐代金银器的一次空前发现，其中精美的珍品有乐工八棱金杯、舞伎八棱金杯、刻花金碗、掐丝团花金杯、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宝相花银盖碗、双狮莲瓣银碗、双鱼纹银碟、双狐纹双桃形银盘等。

    历年来，我国唐代金银器出土地点，以西安市及其郊区最为密集，这恰好反映了唐代长安金银器的使用情况。历史文献中，关于唐代长安金银器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情况，也多有记载。安禄山在长安城亲仁坊的宅第中，不只把金银器作为室内摆设，就连厨房、马厩中使用的器物，都是以金银制作的，甚至筐和笊篱等都以金、银丝编织。皇宫之内金银器的使用情况，自然要比达官显贵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唐玄宗为了制止朝廷的奢侈之风，曾下令皇宫之内不许使用金银器。他让人把宫内的金银器收集起来，集中在朝堂附近予以销毁，目睹者看到，那里的金银器堆积如山。由此可以想见皇宫中金银器数量之多了。

    唐朝中央政府的金银器中，有些是各地官员向皇帝进贡的。如西安北郊出土的唐代金花银盘，就是裴肃进贡的。一些蕃酋在与唐王朝的友好外交往来中，也以贡献金银器为重礼。如开元年间（713—741），吐蕃就曾多次把大量金银器作为贡物，献给唐朝政府。唐朝皇帝也经常用金银器赏赐达官显贵，馈赠外国使者。唐代长安的大量金银器，主要是本地生产的。

    当时长安是全国金银器的生产中心，金银器生产，以官府手工业作坊为主。

    唐朝中央政府的少府监之下，有金银作坊院与皇家的文思院专司其职。金银作坊院中的工匠，少时千人，多时数千人。金银器是贵重器物，对于生产者的技艺要求很严格。他们是各种手工工匠中需要培训时间最长的，官府对其技艺有着严格的考核制度。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素面圜底金碗、银锡杖、银如意、银手炉、银香炉、银茶碾子、银茶罗子、银盐台等，均刻有文思院文字的铭文。

    长安城中也有民营的金银器生产作坊，其中既有长安市民经营的，也有波斯人开办的。为了满足市场需要，东市和西市还专门开设了销售金银器的商店——金银行。由于金银器商业的兴隆，甚至在一些里坊之内，也办起了金银器商店。

    唐代长安的金银器工艺制作水平很高。如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中，已经普遍使用了钣金、浇铸等器物成形的主要方法，器物的精细加工和花纹的制作，用切削、焊接、抛光、铆、镀、锤打、錾刻和镂空等方法。对于多数金银器来说，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工艺技术才能制造出来。就金银器制造中的每种工艺技术而言，几乎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如焊接工艺已经有了大焊、小焊、两次焊和掐丝焊等多种，而且每种焊法都是焊口平直，焊缝几乎不见。又如切削工艺中，或加工痕迹螺纹清晰，起刀、落刀点显著；或螺纹同心度强，纹路细密，子扣经锥面加工，子母扣接触严密。几乎所有的金银器加工件，很少有轴心摆动的现象。因此，人们推测当时的工匠，很可能已经使用了简单的工作机。

    唐代长安的金银器，从器物形制、装饰花纹方面看，都含有较多的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工艺的因素。这种情况恰好反映了我国金银器工艺的发展受到了波斯金银器工艺的影响，可谓中外文化交流的佐证。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