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

    □ 聂作平

    【编者按】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北方及东部沿海面临战争威胁，数十所大学不得不向西部搬迁，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高校大迁徙。作家聂作平从2016年重走浙江大学西迁路开始，用8年时间实地走访了10所大学的内迁之路，寻访旧址，研究史料，拜访相关人物，写成《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用生动的文笔全面呈现了10所知名大学的内迁往事，并烛照历史背后个人的命运浮沉与时代的峰回路转。本文摘编自该书自序。

    ■ 从竺可桢的日记开始

    我特意查了日记——2016年6月12日，手机响了，央视编导想请我为一部纪录片撰稿，讲述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的故事。

    很快，我完成了题为《问天冷暖》的纪录片撰稿，并在央视播出。

    纪录片结束了，另一件事情却开始了。

    之前，为写这部纪录片，我买回重达二三十斤的《竺可桢全集》，重点阅读他几百万字的日记。竺可桢的日记，显然没打算发表或出版，像鲁迅日记一样，很少抒情、议论，几乎就是每天工作、生活的流水账。这种流水账式的日记，非常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人生历程。

    我读得最仔细的，是他在浙大西迁和贵州办学时那几年的经历。阅读期间，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重走浙大西迁路，写一篇关于浙大西迁的长文。

    2017年3月11日，我从成都驱车出发。次日清早，我走进了古老的湄潭文庙——它曾是浙大西迁时的校本部驻地，而今改建为浙大西迁陈列馆。

    为了获取地方史料，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湄潭县方志办，请工作人员找来县志及文史资料选辑，一一拍照留存。

    寻访湄潭4个月后，我再次驱车南下，这一次，目的地是广西宜州——旧名宜山。与春日里细雨濛濛、柳丝轻扬的湄潭相比，宜州的夏天如同一只巨大的蒸笼，潮湿，闷热。这座被戏称为“宜山宜水不宜人”的小城，既是浙大西迁办学点，也是黄庭坚客死地。

    宜山时期的浙大校本部，设在宜山文庙——事实上，绝大多数内迁的高校，几乎无一例外地进驻了当地文庙，且大多是校本部。这是因为，作为彼时不多的公共建筑，文庙相对宽阔、齐整。

    至于浙大曾经西迁办学的吉安、泰和、金华等地，我之前都去过。

    寻访归来，我开始动笔，开始在电脑上敲下第一个汉字。

    2017年9月15日，我的长文《苦难催生奇迹：重走浙大西迁路》发表，反响强烈，包括《新华文摘》在内的多家报刊纷纷转载，至于转发的网站和新媒体，更是多不胜数。

    媒体的转载和读者的热议，这是一种令作者深受鼓舞的正向反馈。于是，我决定把大学内迁系列继续写下去，写成一部书。

    ■ 陆续寻访了10所内迁高校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首先内迁。及后数年，从中国北方、东部迁往西南的大学数以十计，从而形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战争中的流亡兴学。

    这样的历史，既应该也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我寻访的第二所内迁高校是武汉大学。与浙大辗转迁徙多次不同，武汉大学一步到位，比浙大少受了许多颠沛流离之苦。

    在学者孙雁鸣兄陪同下，我攀上乐山老城制高点：老霄顶。站在山上，透过葳蕤的草木，可以看到急流拍岸的大渡河，以及河畔耸立的乐山大佛。当年的老霄顶上，建有武大礼堂。礼堂下方的文庙，是武大总部和主校区。

    浙大、武大之后，是华中大学，一所业已不存的高校。它的内迁之地，在桂林和大理——其中，绝大多数时间在大理，在洱海之滨一个叫喜洲的小地方。那也是所有内迁大学中，迁得最遥远、最偏僻的一个。

    总之，从2017年开始，此后八年间，为了那些内迁大学，我在各地往返奔波：出发，归来；再出发，再归来……山河万里，风霜以行；岁月往事，中宵跂立。

    在三台，秋高气爽，菊花竞放，我和老兄弟田勇登上城外的牛头山，在半山腰，找到了东北大学开凿的防空洞。这座川东北县城最值得骄傲的事，我以为无非两件，一件在唐朝，一件在现代——前者，大诗人杜甫和李商隐分别在此客居；后者，东北大学内迁此地。

    在城固古路坝，油菜花开的春日，原野上，花朵像流动的金色颜料。我带着儿子走进山坡上那座悬挂着十字架的教堂，那是西北联大旧址。许多次寻访，我特意带上了儿子。我想让他从小记住，消逝的时光，收纳了这样一些可风可颂、可叹可泣的先人。

    从厦门到长汀，暑热的7月，沿途翻越的崇山峻岭，很自然地让我想起当年厦大师生内迁的艰辛。抵达长汀那个夜晚，明月在天，我踩着遍地银光，行走在灯火稀落的小巷。夜深了，月光下，那座写着“国立厦门大学”大字的牌坊，影子斜斜地落在地上。

    在北碚，在当地朋友陪同下，我三次寻访位于嘉陵江畔的复旦大学旧址——夏坝，而今，它还保留了当年的地标建筑：登辉堂。登辉堂后面，还有几栋破旧的平房，据说，也是复旦学子的栖身之地。200米开外的大桥下，孙寒冰先生的墓碑上，落着两只小鸟，它们啁啾有声，仿佛在和从桥上飘落的汽笛相呼应。

    在澄江、在罗定、在三水、在韶关、在南岭掩藏的诸多小地方，我寻找中山大学的一点一滴。那些遗失在万里山河间的故人故事，只有用细心、虔诚、敬意，才能把它们一一打捞、回收、珍藏。

    在上海、在赣州、在贺州、在友谊关、在昆明、在宜良，我打听和同济大学相关的人与事。

    我寻访的10所内迁高校中，最后一所是早已拆解的中央大学——它曾是我国规模最大、学生最多、学科最齐全的最高学府。像武大一样，中央大学也是一次性内迁到位的——它从南京溯流而上，落址重庆。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附近的山坡上休息时，我想，我已经寻访了10所内迁高校，可以将这些文章结集为一部书出版了。不过，当年的内迁高校，远不止这些。

    我决定：继续走下去。继续寻访。继续书写。

    这部书，不是结束，而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