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城市写传记，要找准它的脾气

    □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近日，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臧晴发表《重述城市：城市传记书写的世界图景与现代追问》一文，《新华文摘》收录了其观点。

    臧晴以“城市传记”为镜，探讨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与世界性视野下，中国城市如何超越“千篇一律”的飞速发展，在城市更新中找寻并凸显独特的城市性，从而实现文旅与城市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与人相伴相随，更相生相长。从“城一人”结构重新出发的城市勘探方有可能抵达城市性深处。长江日报《读+》周刊近日采访臧晴，她指出，城与人彼此塑形、互为生命，“城的性格即人的性格”。苏州的传记能否写出“糯”的城市特性，武汉的传记是否能传达“通”的精髓等，是评判其高低得失的最终标准。

    ■ 苏州的“糯”和武汉的“通”，

    就是城市的“精神源代码”

    臧晴发现，近几年出现了不少为城市立传的作品，这让她很感兴趣——如果各地已经有那么丰富的地方志史料，为什么还需要“城市传记”这种形式？它究竟是为谁而写、又能产生怎样的效果？

    她在研究中发现，城市传记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它既呼应了世界范围内非虚构写作的热潮，也连接着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当下，城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似乎都开始有一种共同的情绪：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城市该往何处去？城市传记恰恰提供了一种追溯、反思甚至对话的路径。

    作为苏州人，臧晴在阅读范小青的《家在古城》这类城市传记时，会不自觉地将其与个人成长记忆相印证。作家范小青从苏州同德里写起。同德里因电视剧《都挺好》而广为人知，在苏州人眼中，它是一条承载着具体生活记忆的巷弄。书中描述作者与老邻居重逢、细聊家常与内部改造的段落，勾勒出一种“我们很留恋，不愿意离开这里”的栖居状态。

    对臧晴而言，读到书中提及的同德里边上的五卅路、苏州公园，唤醒了她的童年记忆。“小时候，我就经常在长辈的带领下去这些地方玩耍，特别亲切。”这种文本与个人经验的交织，正是城市传记能引发广泛共鸣的原因：它提供的不仅是一份知识，更是一个触发回忆与情感的媒介。

    一部好的城市传记里，深藏着这座城市的“精神源代码”。

    例如，《家在古城》精准地捕捉到了苏州文化性格中那种“柔韧”的特质。书中以平江路状元府等地的改造为例，描述了产权错综复杂的“72家房客”如何通过漫长的协商、磨合，最终在保护与生活之间找到出路。

    这个过程不是硬性的对抗，而是如水般渗透、迂回却持久的力量。人们以不紧不慢的耐心、持久不懈的磨合，最终在保存历史与安顿生活之间，寻得一份圆融的平衡。这很像苏州人处事的方式——表面温和，内里坚韧，善于婉转周旋并最终将事情做成。

    这就是苏州人的“糯”，是一种如水般柔韧绵长的生存智慧。

    臧晴多次来武汉，也研读过李鲁平所著的《武汉传：江汉交汇的大都市》。在她看来，为武汉立传，其灵魂离不开“通”这个字。

    武汉拥有的是地理与命运的“通”。两江交汇、九省通衢的自然格局，不仅赋予了武汉枢纽的功能，更塑造了它流动、包容的历史宿命。这种“通”不是被动的交通属性，而是深入城市骨髓的生存方式，它从地理空间下沉为一种社会精神——一种交融流动、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由此，便生长出武汉最鲜明的城市人格：因“通”而形成了海纳百川的包容，因码头文化淬炼出的爽利和“讲义气”的热忱。

    书写武汉，须紧扣这一由“通”而生的精神源代码。它的传记核心是讲述这种“通天接地”的磅礴生命力，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与时代的浪潮中，一次次被激活、被传承、被重塑。

    邱华栋《北京传》在开篇和结尾处强调，“一座城就像是一个人，也是慢慢生长起来的”，“人创造了城市，城市为人服务，城市本身也是一个生命体，在不断生长”。

    ■ 突破“标准化书写”，

    拒绝“串烧”历史

    在臧晴看来，“城市性”与“城市个性”是两个既相关又有区别的概念。

    “城市性”更多指向一种现代性语境下的普遍特征。它是伴随中国从乡土社会向现代都市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关注的是城市作为现代化产物的共性，例如效率、便捷、功能分区等。很长一段时间，城市建设高度侧重这种“城市性”，导致千城一面，走到哪个城市的商业中心都觉得似曾相识。近年来，大家开始反思，意识到我们不能只有效率，还需要“温度”——这就需要我们关注“城市个性”。

    “城市个性”是一座城市独特的气质与灵魂。它根植于地方的历史、地理与集体记忆，体现在具体的建筑风貌、生活方式与人的情感联结中。人们希望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铲平重建，而是能保留有温度的痕迹。

    一部好的城市传记，需要在“城市性”的共性与“城市个性”的特质之间找到平衡。例如，张国云先生的《杭州传》和王旭烽女士的《杭州传：住在天堂》等作品，往往更侧重于展现“城市性”的宏大一面——它们系统梳理杭州从良渚文明到现代电商之城的历史全景，结构严谨，史料翔实，试图勾勒一座城市作为文明载体的发展逻辑。

    而吴晓波先生的《人间杭州：我与一座城市的记忆》则提供了另一种路径。它更像一部“私人的城市传记”，其核心是书写作者个人生命与杭州的交织。他写西湖的某个角落，不仅写它在历史中的位置，更写自己童年或人生某一时刻在此处的经历与情感。

    可以说，“城市性”回答的是一座城市“何以成为现代都市”的共性逻辑，偏向历史与社会的宏观视角。“城市个性”回答的是一座城市“何以成为它自己”的独特灵魂，偏向文化与情感的微观体验。

    理想的城市传记，或许正是在“城市性”的宏大史观框架中，巧妙地编织进能够彰显“城市个性”的鲜活细节与生命故事。

    城市传记要想突破“标准化书写”的困境，视角必须“活”起来，实现从“物的历史”到“人的历史”的转变。对于大部分中国城市，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漫长历史流变的城市而言，城市的历史远不止该城现代化的历史，也不等同于所遭遇历史事件的“串烧”总和。动人的城市记忆，往往不在宏大的地标和事件里，而蕴藏于具体的人的呼吸与体温之中。

    【访谈】

    立传热，从“列举亮点”转向“勘探心灵”

    ■ 写城市，就是写“城中人”

    读+：为什么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立传热”？在您看来，怎样评判一部城市传记是优质的？

    臧晴：我们可以从城市发展的阶段特性和文化工程的培育逻辑两方面来看。

    首先，这股热潮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在英国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所著的《伦敦传》等国外城市传记引发关注、形成域外文化气候之前，国内的城市传记创作其实是零星且小众的，并未形成规模效应。当城市发展到当前阶段，作协、文联等机构开始主动推动这项工作——城市传记被纳入文化工程的范畴进行系统培育，这是“立传热”出现的重要推手。

    其次，从现有创作与传播情况来看，“立传热”并非只集中在一线大城市或政治文化地位特殊的城市，而是涵盖了几乎各线城市。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各类城市传记已近百种，绝大多数来自出版社的约稿定制，相较于写作者自主产生灵感与构思的自然写作，这无疑是一种有意识的出版行为。其中既有相对分散的零星定制，即出版社为传主城市选定合适的立传人，发出邀请，单独推出，如上文所提的叶兆言《南京传》、邱华栋《北京传》，也有蒋蓝《成都传》和范小青《家在古城》；也有以系列丛书为主推行的规模运作，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起推出有关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城市的“广西城市传记丛书”，201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涉及9个城市的“都市地理小丛书”，201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城市家园读本·寻城记”等。

    一部优质城市传记的核心评判标准，大致有两个核心维度。

    第一是作品的个性表达。优质的城市传记不应是千篇一律的城市发展报告，而应带有鲜明的个人视角与独特的叙事立场。比如叶辛的《上海传：叶辛眼中的上海》，核心价值就在于从知青的视角出发，还原了那一代知青眼中的上海风貌。尽管这部作品属于出版工程引导下的成果，且叙事视角相对小众，但其独特的个性表达是城市传记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特质。

    第二是作者的关注度与创作实力。叶兆言的《南京传》、邱华栋的《北京传》等之所以受关注，不仅因为北京、南京的城市地位，更因为他们自身就是文坛受关注的作家。当然，作者的关注度并非唯一标准，但结合作品的个性表达来看，知名作家的创作实力与影响力能够为城市传记的传播与价值呈现提供重要支撑。

    城市传记，终究不是写“城”的外壳，而是写“城的性格”。而城市的性格，本质上就是长期生活于此的人，在历史、环境与制度中共同塑造出的集体性格。

    评判一部城市传记好不好，其实有一个很直观的标准——读完之后，你对这座城市有没有一种更具体、更鲜明的感觉。如果读完一本书，你能隐约感到这座城市是“温吞的”“锋利的”“热闹的”“拧巴的”，那这本传记大概是成功的。你会觉得，这座城市像一个人，你大概知道它的脾气、气质，甚至是说话的语气。

    读+：在“出版工程”模式下，城市传记可能陷入“标准化、模式化”的困境。在您看来，城市传记该如何跳出“标准化书写”的框架，精准捕捉每座城市的独特气质？

    臧晴：出于“求全”和“拔高”的急迫意愿，这些传记往往追求“地毯式”覆盖，过度美化城市化进程，最终陷入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化的困境。要在完成文化传播使命的同时，捕捉每座城市的独特气质，或许可以从以下维度破局。

    如果城市传记被当成一种“任务”，那很容易写成千城一面的“标准简历”。要打破僵局，必须坚持“一城一历史，一城一写法”。

    首先，策划思维需从“列举亮点”转向“勘探心灵”。写作者不应只关心“这座城有哪些历史名人景点”，而要追问“这座城市的生存哲学与情感模式是什么？”

    现在很多传记倾向于邀请知名作家，他们固然有文笔和影响力，但如果对城市缺乏长期的生活体验或历史研究，写出来的内容难免“隔一层”。理想的状态是选择那些真正扎根于这座城市、兼具文史素养的写作者——既懂史料，又能用文学感知呈现城市呼吸的人。

    其次，作者要找到该城的“第一性原理”，即其最核心的生成密码。例如，写扬州可否紧扣“运河”命脉？写武汉能否抓住码头带来的流动性与江湖豪迈？这个核心基因就是叙事的支点。

    第三，要避免“求全”叙事，转向“切口式”书写。城市传记不必总是从古至今、面面俱到。可以抓住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某个历史阶段、文化现象、空间变迁或人群故事，通过具体的人、事、物带出城市精神。

    最后，坚持“由下而上”的叙事。即便服务于“大湾区”、“一带一路”倡议，落脚点也应是具体的人、家庭与社区的悲欢离合，普通人的故事才是赋予城市独特气质的血肉。

    服务于国家战略不代表只能唱赞歌。一座城市的魅力正在于它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历史的伤痕与荣耀、发展的代价与成就，都值得真诚书写。有深度的传记不应回避这些，反而能在更立体的叙述中，自然呈现城市的文化自信。

    读+：在城市传记书写中，全球有哪些优秀的样本？

    臧晴：简单举几个例子，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英国历史学家、传记作家科林·琼斯（Colin Jones）《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等，开创了让城市与个体生命深刻共振的叙事范式。

    《伦敦传》的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将城市彻底“人格化”，伦敦在他笔下不是一个被描述的客体，而是一个有呼吸、有记忆、有情绪的有机生命体，历史与市井生活浑然一体。《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开创了“个人忧伤与城市命运交织”的书写模式。《巴黎传》则采用了类似“复调”与“微观史”的叙事，在同一时空下并置多种声音、场景与碎片，呈现了一个充满矛盾、细节爆炸而又生机勃勃的巴黎，打破了单一、连贯的中心叙事。

    它们之所以成为经典，并非因为提供了更全面的史料，而在于它们成功地将城市书写从“物的历史”升华为“人的历史”，让读者深切感受到城市与人是血脉相连、共同呼吸的生命共同体。

    我国近年涌现的优秀城市传记，基于自身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土壤，形成了独特且有力的表述。我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大见深”的宏大叙事能力上。

    以叶兆言的《南京传》、邱华栋的《北京传》为代表，这些作品将一座城市的命运与中国波澜壮阔的国史进程紧密结合。读者能清晰地看到，南京的伤痕与复兴如何折射近代中国的跌宕，北京的城市肌理又如何与千年政治文明同构。这种“城史即国史”的宏大视野与历史纵深感，让城市传记成为解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把关键钥匙。

    我们的城市传记正在形成一种“双线并进”的呈现优势：一条线是宏大的、与国家命运共振的历史叙事，提供了深度与格局；另一条线是微观的、与个人记忆交织的生命叙事，提供了温度与灵气。两者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城市的丰富维度。

    ■ 优秀的城市传记，为城市更新赋能

    读+：在中国，方志编修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修志就被视为重要的政府文化工程，所谓“官修”。城市传出现后，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地方志是系统、严谨的“官方档案”和“地方百科全书”，城市传则是灵活、生动的“大众文化读本”？

    臧晴：地方志与城市传记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官方档案”与“大众读本”的区分，但它们绝非对立，而是一种互补与共生的关系。

    地方志是源远流长的官方史学序列，属于“官修”的系统性文化工程。其写法通常是“横排门类”，像一部严谨、全面的“地方百科全书”，以俯视的、客观记录的视角，力求系统、真实地保存一个地域的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史料。它为城市传记的写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坚实骨架与史料基础。

    而城市传记则是在这一骨架上生长出的“血肉”与“灵魂”。它属于现代的文化创作，其核心是“纵贯叙事”，追求一种有温度的“生命史”。它不再满足于客观罗列，而是力求通过灵活、生动的叙事，赋予城市以性格、情感，其视角是“平视”乃至“内窥”的。

    地方志为城市传记提供了经过筛选和考证的史实基础，确保了叙述的历史纵深感与可信度。

    城市传记则赋予了“美”与“情”。它从个人视角出发，对史料进行选择、组织和文学性转化，目标是与读者产生更大的情感共鸣。例如陈子铭的《漳州传：从九龙江到太平洋》，在书写明代月港的全球贸易时，没有停留于货品数据，而是通过追踪一位名叫“陈宝”的海商的跨国纠纷案，从具体的契约、银两与宗族网络中，让宏大的历史图景化为一具可感可触的血肉之躯。

    读+：一座城市的传记，就是它最好的个性展示。一部优秀的城市传记，能为城市更新提供哪些关键启示？

    臧晴：优秀的城市传记对城市更新的赋能，核心在于搭建文化共识的桥梁，让城市发展中的“新”与“旧”、“发展需求”与“人文情怀”找到共生的支点，以文学的力量激活城市的品牌价值。

    王旭烽的《杭州传》里记录了一个很典型的故事。

    西湖之所以吸引人，特点之一就是其经典无围栏、与城市融为一体。每年春天，市民们前往西湖浴鹄湾赏花，是一种爱城市爱生活的情结。

    《杭州传》记录了城市地铁修建、商业开发初期引发的“清静之地变嘈杂”的争议，也展现民众调整路线、规划者优化设计的磨合过程——最终实现地铁便捷性与景观完整性的平衡，让“春日去浴鹄湾赏花”这一生活方式，在现代交通与商业配套的加持下得以延续甚至升级。这正是城市传记的价值：它不只是记录冲突，更能通过真实的城市故事，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人文视角的决策参考，也让普通民众理解城市更新的底层逻辑，从而形成“保护情怀与拥抱现代”的共识。

    另外，好的城市传记为城市更新提供文化锚点。叶兆言写《南京传》，从秣陵前的一株小树苗写起，直至1949年“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日子，宣告结束”。这本书成为城市文旅推广的核心IP，南京的众多主题景区、高铁车厢里、城市宣传片里都出现过这本书，它成为城市伴手礼、文化推广的重要载体。

    当一本书能吸引读者因文字而向往一座城市，甚至专程前来探访，就意味着它为城市带来了文化流量与情感认同。这种认同会转化为城市更新的动力——民众更愿意参与城市文化空间的建设与维护，外来游客则会为城市的文旅产业注入活力，形成“文化传播—游客到访—产业发展—城市更新”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