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弦歌

    □ 万忆 谢诗思

    近日，一段尘封85年的珍贵影像资料引发学界关注。这部1941年由美国摄影师约翰·鲁纳尔斯（John Runnells）用16毫米胶片拍摄的短片，以鲜活形象再现了抗战时期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西迁云南大理喜洲的办学场景。这段历经修复上色的影像，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抗战烽火中赓续文脉的见证，更揭开了西南边陲古镇与流亡大学相互滋养的传奇篇章。

    ■ 从武昌到苍洱：

    千里跋涉中的文教火种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将华北推向战火，未及一年，长江沿线亦狼烟四起。在民族教育面临巨大危机的紧要关头，为保存教育火种、延续民族教育血脉，东部、中部的高校纷纷响应号召，开启西迁之路。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华中大学作为华中地区最早内迁的高等学府之一，在校长韦卓民带领下开启三迁征程。师生们经桂林、过越南，最终于1939年3月抵达云南大理喜洲——这座茶马古道上的千年古镇，竟因此与中国的现代教育史产生了深刻交集。

    影像开篇即是喜洲标志性建筑“题名坊”，这座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的功名碑林，铭刻着数百年来138位科举及第者的姓名。镜头缓缓推近，可见坊前市集上，穿着阴丹士林布长衫的华中大学生与身着白族服饰的乡民错身而行，土陶罐里的乳扇与油纸包裹的洋装书籍共置一摊。当现代大学遇上传统耕读社会，两种文明形态在战火中达成了奇妙共振。自此，古代功名碑林与现代大学、茶马古道与流亡课桌，在苍山脚下达成沉默而坚定的契约：书声不歇，则古塔不倒；耕读传家，亦兼济天下。

    ■ 寺庙里的实验室：

    战时教育的“螺蛳壳道场”

    胶片中最令人震撼的画面，当数大慈寺文庙内的办学场景。大慈寺本是喜洲乡绅祭孔之所，飞檐斗拱下常年香烟缭绕，钟声里有“礼乐传家”的余韵。镜头穿过悬挂“文明”匾额的魁阁，显露出被改造为图书馆的“奇观堂”——昔日供奉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殿堂，此刻堆满贴着“武昌转运”标签的木箱，穿着补丁长衫的学生正就着天井光线研读外文原版书籍。

    文庙两侧空地矗立着三座简易板房，标注着“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的木牌在风中摇晃。其中化学实验室场景尤为珍贵：学生们使用竹制量筒、土陶蒸发皿进行滴定实验，墙上手写标语“一滴试剂一寸金”道尽物资匮乏的艰辛。理学院院长徐作和教授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从昆明采购的烧杯，要用马帮驮运半个月，十件器具运到往往只剩三件完好。”八年里，这座“螺蛳壳道场”送出两届毕业生——有人在竹棚里做出云南第一份土壤酸度报告，也有人把自制显微镜背上火线，教会军医辨认疟疾原虫。孔庙的飞檐依旧指向星空，而星空下，新的文明火种已悄悄生根。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1941年造访喜洲时，正是在这片“螺蛳壳道场”中重逢故友。他在《滇行短记》中写道：“华中大学却在文庙和一所祠堂里。房屋又不够用，有的课室只像卖香烟的小棚子。”然而他笔锋一转，又充满敬意地记下：“足以傲人的，是学校有电灯。”这盏灯，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光源，更是精神层面的象征——在至暗时刻，知识之光从未熄灭。

    ■ 木炭发电机与稻田操场：

    逆境中的技术突围

    影像中一座由卡车部件改造的木炭发电机引发关注。这台由物理学博士熊子璥设计的设备，巧妙利用当地盛产的核桃壳作燃料，不仅让实验室获得稳定电源，更使文庙檐角亮起了西南地区最早的校园电灯。老舍在《滇行短记》中对此惊叹不已：“校车停驶，即利用车中的马达磨电。据说，当电灯初放光明的时节，乡人们‘不远千里而来’‘观光’。”他继而感慨：“用不着细说，学校中一切的设备，都可以拿这样的电灯作象征——设尽方法，克服困难。”

    熊子璥后来把全部图纸寄往昆明中央机器厂，滇西十余所中学因此受益。他本人1946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却始终保留着那只核桃壳气化炉的铜质喷嘴。

    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改造自寺庙香火田的体育场：没有跑道划线就用石灰粉替代，足球门框是毛竹捆扎而成，上课铃竟是借用大慈寺的百年铜钟。教育学家黄溥教授的日记记载：“钟声响起时，常有白族老妇合十祈愿，她们说佛堂钟声伴着读书声，是给战乱中最安稳的力量。”下午4点，钟声一荡，乡民与师生一起涌进稻田：有的赤脚追球，有的绕场跑圈……多年后，黄溥把这块“稻田操场”写进《战时中国大学体育考》，题目只有一句——“钟声里的400米”。

    ■ 学者群像：

    乱世中的文化守夜人

    胶片罕见捕捉到多位学界巨擘的身影——

    中国文学系主任包鹭宾教授立于文庙丹墀讲授《楚辞》的镜头，成为这位楚文化研究先驱现存唯一的动态影像。令人唏嘘的是，这位在镜头中神采奕奕的学者，四年后因疟疾殉职于喜洲，临终前仍在批注《诗经》讲义。

    教育学泰斗黄溥教授的片段更具历史价值：画面中他正用英文为学生讲解杜威教育理论，身后黑板上却写着“礼义廉耻”四个大字。这种“中西合璧”的教学场景，恰是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坚守的缩影。

    前文提到的徐作和教授，在喜洲的桐油灯下完成《洱海周边土壤酸度调查》，这项成果在当时的学术与教育领域意义重大，被赞誉为“战时西南化学教育四大支点”之一。1989年，徐作和病逝，按其遗嘱，部分骨灰撒入洱海，碑刻一句：“竹筒量岁月，土瓷煮乾坤。”

    另据档案记载，当时华中大学仅存15人的喜洲教师团队中，拥有博士学位的竟达9人之多。

    老舍在《滇行短记》中深情回忆：“四年前，我离家南下，到武汉便住在华中大学。隔别三载，朋友们却又在喜洲相见，是多么快活的事呀！住了四天，天天有人请吃鱼：洱海的鱼拿到市上还欢跳着。‘留神破产呀！’客人发出警告。可是主人们说：‘谁能想到你会来呢？！破产也要痛快一下呀！’”字里行间，既有乱世重逢的悲欣交集，更有知识分子在困厄中仍不失温情与幽默的风骨。

    ■ 喜洲记忆：

    古镇与大学的共生传奇

    影像后半段揭开了战时大学生活的另一面：散布在古镇各处的学生宿舍。男生租住在严家大院，女生栖身于董家祠堂，每日穿过稻田石板路往返课堂。古镇的灰瓦屋檐与大学生的蓝布长衫，就这样在一条不足三里的田间小路上相映呈现。

    最具特色的是“伙食自治”制度——“伙食自治”是韦卓民校长定的规矩：学校按人头月拨九块半银圆，每个宿舍自选“膳食委员”，每月从学校支取固定的伙食经费。镜头中女生们围坐拣菜的场景，与白族阿妈晾晒的梅干菜构成和谐画面。

    这种深度融入社区的办学模式，催生了特殊的文化交融。大理学者杨宪典当时还是少年，据他回忆：“华中大学生在四方街办识字班，白族木匠帮学校打造实验台，连寺院方丈都允许把《金刚经》暂移偏殿，腾出藏经阁放置显微镜。”多年后，杨宪典在《喜洲往事》里充满深情和诗意地写道：“大学像一条河，流进古镇的巷口，把书声、菜香、木鱼声都冲在一起，谁也分不开谁。”

    老舍来访期间所住的“阔人们的祠堂”，正是这种共生关系的生动体现。他在文中写道：“教师们都分住在镇内，生活虽苦，却有好房子住。至不济，还可以租住阔人们的祠堂——即连壁上都嵌着大理石的祠堂。”这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背后却是地方士绅对流亡学人的无私接纳，是文明在危难之际彼此托付的信任。

    ■ 影像价值：

    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这段16毫米黑白胶卷是1941年耶鲁大学学士约翰·鲁纳尔斯（John Runnalls）随雅礼协会在华从事教育活动时所摄制的。他的镜头一路跟随当时华中大学师生，记录下战时校园内外的诸种景象：从核桃壳发电机到稻田操场，从藏经阁显微镜到四方街识字班。这段胶片之所以珍贵，在于其完整呈现了文化迁徙的多重维度：美国摄影师镜头中的中国古镇、流亡大学携带的现代知识体系、本土文明对异乡学人的包容。

    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目前已被华中师范大学校史馆永久收藏。它不再只是“战时大学”的旁证，而成为理解中国现代教育史、西南民族交往史乃至抗战精神的一把钥匙。当今天的观众看见毛竹足球门、石灰跑道和藏经阁里的显微镜，便会明白：所谓“文明迁徙”，并非简单的地理位移，而是一群人把知识、技术与信念的种子，带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影片末尾，铜钟余音与洱海潮声叠在一起，仿佛提醒后来者：只要那口钟仍能响起，文明的火种就不会熄灭。

    当镜头定格在文庙屋脊的吻兽与实验室玻璃器皿的交叠倒影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烽火中的教育奇迹，更是一个民族文明传承的密码。正如华中大学西迁史料陈列馆门前的铭文所示：“真正的大学不在大厦，而在大师；文明的火种不惧风雨，唯惧遗忘。”华中大教授与老舍当年在喜洲吃鱼时笑谈“破产也要痛快一下”，今日回望，那何尝不是一种以生命守护文明的决绝？这段穿越时空的影像，正是那段岁月为后世留下的生动注脚。

    万忆：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诗思：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