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返乡故事，看见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

    ■ 从姥爷的矿道到“雪都专列”

    三代人的阿勒泰归途

    我的家乡在阿勒泰，中国最北端的雪境之乡。

    今年寒假，我乘坐“雪都专列”返乡。这是全国首趟冰雪旅游主题的常态化快速旅客列车。

    列车驶入北疆，窗外雪色渐次铺展——戈壁苍茫，草原起伏，雪山静穆。

    阿勒泰意为“金山”，被公认为人类滑雪起源地。我对家乡最早的认识，是从姥爷讲的“路”开始的。

    他是20世纪60年代援疆的建设者。初到阿勒泰时，全地区几乎无路可言，只有一条苏联人留下的窄窄矿道勉强能通车。从乌鲁木齐过来，坐卡车要走三天三夜，白天啃干馕，夜里蜷在牧民毡房角落。后来他和战友们一锹一镐，在荒原上凿出最初的通途。

    后来我跟姥爷念李娟写的《我的阿勒泰》，读到那句“汽车驶过时，所有人一起猛地跳起来，又一起被摔回座位”时，他拍手大笑出声：“对，就是那样！”

    那不是文学夸张，是整整一代人的日常。

    到我们这一代，路已天翻地覆。阿勒泰到省城只要三个半小时。全地区一万两千多公里公路密布如叶脉，牧民赶集、孩子上学都不再遥远。铁路和天空打开了阿勒泰通往世界各地的通道。

    路通了，雪也“热”了起来。哈萨克族大叔不再逐水草而居，每天清晨为游客煮好奶茶。外国游客在“毛皮滑雪”现场举起手机，惊叹这项延续千年的古老技艺。雪道上，不同口音交织；篝火旁，各族青年一起跳起黑走马。

    这条路，是我姥爷的青春，是我童年的远方，也是下一代出发的地方。所谓故乡，不只是你离开的地方，更是你愿意一次次回来，并相信它会越来越好的地方。

    作者为长江日报青马作者、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在读

    ■ 高三那年以为家乡总起雾

    后来才知那不是雾

    坐着高铁，一路穿行的隧道越来越少，我便知道，离家近了。

    我的家在河北南部，虽地处平原却位于太行山前，这里的空气时常被山脉阻隔。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家乡经常起“雾”，高三那年甚至一连起了好多天的“雾”，一米开外便不见人影。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家，意识到那很可能不是雾，因为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家乡当年在全国空气质量排行中，经常在全国倒数停留——这在我的故乡记忆中尤为深刻。

    今年放假早，我也回家早。走出高铁站的那一刻，抬头看，蓝蓝的天，空气清新而冷冽，猛吸一口，是熟悉又陌生的气味。

    跟着接站的父母，我们一路高速到了县里，经过镇里，最后到村里。

    记忆中，临近村口的路年久失修，地面碎得大小不一，开车路过时颠簸不已。可这次，路程意外平稳，妈妈说下半年村里刚出了钱把这里的路修了，村里一些坑坑洼洼的路面也一并修了。近些年来，农村总在改造，修路、垃圾集中处理、修公共厕所等等，如今是宽敞平坦的柏油路，整齐干净的街道，家家户户门口还放了两盆花，就连小学时的学校也翻了新，只不过现在变成了幼儿园。

    临近春节，或许是卖的东西比往常要多，镇上的集市总是满满当当很多人，街道两边大多是开着小型电动三轮车的商贩，有的摊上只有一种蔬菜，有的则有好几种，西葫芦、蒜薹、西红柿、菜花等等一眼看去望不到头，这可比以前冬天只能吃白菜好了不知多少倍。

    作者为中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研究生

    ■ 在鱼米之乡

    “起鱼”就是年

    我的家乡在湖北利川。过年，“起鱼”是把一家生计、全村人情都拢在一起的大事。

    腊月二十几，鱼塘雾气还没散，一句“今天起鱼”传开，整个村子像被点燃。鱼塘不多，谁家起鱼，本村人会来，周边几个村的也会赶来。鱼塘边，年就这么热闹开场了。

    对主家来说，这口鱼塘是一年辛苦“结账”的时候。养了一年的草鱼在网里翻腾，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丰收。

    起鱼的消息不用特意传。发个朋友圈，同村的从窗子望出去，看见鱼塘边聚了人，提上水桶就走过去了。

    起鱼考验人。大网撒下去，要从不同角度往一处收，靠的是默契和情分。来帮忙的有亲戚有邻居，谁也不提工钱，图的是过年一起热闹。鱼网、水裤是向周围借的，主家一句“谁家有”，就有人回家扛过来。

    第一次拉网时，鱼从网眼钻出去，水花翻腾。围观的人哄堂大笑。拉网的人也笑了，重新调整。网往岸边拢，鱼越聚越多，水面沸腾。拉上岸那一刻，一网银光闪烁，所有人齐声叫好。帮忙的人，主家会给一包烟和一条鱼作为感谢——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这就是乡里的规矩。

    鱼塘更像社交场。在外打工的人回来相聚，互相问候：“哪时回来的？”问题一个接一个，笑声一阵接一阵。鱼塘边的热闹，一半为了鱼，一半为了人。

    鱼卖得差不多，人也渐渐散去。塘边留下湿漉漉的脚印、散落的渔网、没散尽的笑声。主家数着钱，是一年到头最舒展的笑容；帮忙的人夹着那包烟和那条鱼，说着“明年再来”；买到鱼的人提桶往家赶，盘算着年夜饭怎么做。鱼在桶里还扑腾着，水一晃一晃的，那一刻，年真的到了。

    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 太子豆腐

    非遗手艺如何传承

    我的家乡黄石有一种特产，要靠“抢”才能买到，那就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子豆腐。它源自阳新县太子镇，据传与三国时吴太子孙登慰灾时染病，村民用古井水制作的豆腐助其康复，豆腐由此得名。

    太子豆腐传承千年，工艺复杂：选豆、浸豆、磨豆、煮浆、点浆等十余道工序，全靠匠人经验把控。尤其是点浆，功力深厚的师傅点出的豆腐洁白圆润、豆香四溢。正因如此，周边百姓争相抢购，“豆腐还没冷就被送走了”。

    然而好口碑背后是太子豆腐的“娇贵”：产量低、保鲜难、劳动密集。一位老师傅说：“为了保证新鲜，得凌晨两三点起来做，到八九点上市集。年关需求量太大，得做到晚上八九点，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因此，家庭作坊是主要模式。但年轻人多因辛劳不愿继承，老手艺人也不希望子女辞工回来，“因为太辛苦，晚上睡不了觉”。

    好在老一辈有匠心，新一代有创新。75岁的李松胜是知名非遗传承人，做了一辈子豆腐，至今仍在指导徒弟点浆。他说：“做豆腐要靠悟性，看着简单，得反复试验才能掌握。”

    42岁的李志刚是“80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当兵回来后接班，已是第五代。他见过世面，投入百万元升级设备，取得生产许可证，注册公司，将市场拓展至武汉、黄石等地，助力品牌化转型。

    29岁的费小雅是“90后”代表，大学毕业后曾在广东工作。偶然为家乡豆腐带货后，她在四个平台注册账号，定期发布制作视频，获赞数十万，甚至吸引了留学生。她设想发展“体验”经济，卖制作豆腐的“情绪价值”。她父亲却“苦恼”——女儿引来的客流太大，“根本做不过来，没法好好休息”。

    除了专职制作人，全镇还有上百家季节性作坊。他们平时外出打工，年关返乡制售豆腐，以另一种方式满足乡亲们的味蕾。

    正是一代代豆腐制作人，以自己的方式传承手艺、坚守匠心，为这个特色产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望社火

    望故乡

    我的家乡在甘肃兰州，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

    西北的冬天是干燥的，冬春之际扬尘四起，天地间黄蒙蒙一片，有些寥落。从小到大对寒假的盼望，都寄托在了春节里，最重要的是社火。

    今年寒假，我在兰州榆中县找到了真正的、活的社火。车刚拐进乡道，远远就听见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走近了才看清，每个乡都有自己的社火队，无论男女老少都参与社火表演中，抖落出攒了一冬的劲儿，传达着对新一年的盼头、对好日子的念想。

    我使劲挤到人群前面往里望——队伍最前走着春官大老爷，着白褂、戴长须，手里摇着鹅毛扇，身后簇拥着拿拂尘和旌节的随从，威仪俨然。

    斜挎着太平鼓的青年们迈着齐整的步子紧随其后，鼓点声声，几乎引得心都要跳出来。还没缓过神，身旁的人群忽然欢呼着朝街道中央涌过去，在舞龙队之中穿行。舞龙的队伍行进得并不快，我也跟着人群，在龙身下来来回回地钻了几趟，也说不清是凑热闹还是讨吉利，只觉得心里被什么填得满满当当，似乎从未离年味这么近过。

    社火的意义，不止于祈福纳祥，更在于能在新春佳节逗得人们开怀一笑。最经典的莫过于赶毛驴了。骑驴人将“驴”挂在身上，模拟出小毛驴撒欢跑跳的姿态；赶驴人则在一旁作势抽打，动作诙谐风趣。一来一往，一追一撵，引来捧腹大笑。笑声里，是一年劳作后的冬闲娱情，是邻里乡亲的会心相视，是这片土地上最朴素也最真挚的情感。

    西北的社火是经年的风沙里长出来的一团火，人们用社火的滚烫对抗着冬天的萧索，社火一过，年味就真的散了。我站在人群里踮着脚，望着最后一截龙尾从视线里消失。陇上的锣鼓声唤醒了每一寸沉睡的土地，待到正月十五的灯火落尽，黄河边的柳色便要一天天润起来了。我把所有的眷恋都托付给春天，愿风调雨顺、岁岁安康。

    作者为长江日报青马作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25级硕士研究生

    ■ 从3D打印到手写春联

    我的数字化乡愁

    我的家乡在海南。

    平日里习惯了快节奏的数字化生活，回到家乡，最让我动容的，莫过于街头重现的手写春联摊。

    在今天，3D打印随处可见，机器印刷的春联也精致绚烂，数字化仿佛重新编写了我们的生活。

    看到街坊们围在一起等春联，那真是技术无法取代的温馨。

    人堆里的C位，就是书法师傅。只见他执笔稳如泰山，蘸取浓墨，落笔生风，一横一竖皆是力道，一撇一捺藏着祝福。街坊邻里围站一旁，有人轻声诉说着自家的心愿，定制独属于新年的祝福；有人牵着孩童，让孩子凑近感受笔墨间的温度与烟火。地上铺满的“福”字，像一朵朵绽放的红花，将地面点缀得格外喜庆。

    毛笔在中国有3000多年历史，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和文明，独特的笔触和线条美感，也带动了书法、绘画等艺术。街头这一方小小的手写春联摊，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年俗情怀。望着师傅们伏案书写的专注身影，听着邻里间熟悉的欢声笑语与家常闲谈，记忆瞬间被拉回儿时——我牵着爷爷的手，在春联摊前踮脚挑选红纸，吵着要最喜庆的那一张。

    一方春联摊，一缕笔墨香，年味并没有消散，从对食物的渴望到对团圆的期盼，从对中国人身份的再确认到年俗的烟火传承中，藏在每一个中国人对美好质朴的期盼里。

    作者为武汉学院金融学大一学生

    ■ 我的故乡深圳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我的故乡在深圳。

    这大约是中国最年轻的故乡。四十多年前，它还是一个小渔村，如今它是一千七百多万人的家，是如我一般“深二代”的家乡。

    同学听说我要回深圳过年，第一反应往往是：“深圳啊？过年不都空城了吗？还有年味？”

    以前我也这么想。小时候住福田，腊月二十九开始，楼下早餐店就关门了，常去的那家肠粉铺也要过完初八才开。街上车少人稀，深南大道跑起来甚至有点寂寞。那时的我总盼着长大，去一个有历史的地方上大学——去一个下了雪才叫冬天、有年味才算故乡的地方。

    可真的离开了故乡，发现想念的恰恰是深圳那些“没有年味”的细枝末节。腊月里，年前必去一趟的仙湖植物园、门口的迎春花市。

    那日，我想去趟仙湖，得坐14号线，到岗厦北换乘。岗厦北站，深圳客流最旺的地铁站、城中热门的“网红”打卡地，深圳之眼所在地。刚出车厢，突然发现站台屏蔽门冷硬的金属立柱上，贴着一副手写春联。笔画歪歪扭扭地攀着立柱，几处墨汁洇开的晕痕，像揉皱了的红绸花。我凑近看落款：丙午新春李沐宸七岁书。

    我忽然挪不动步子。岗厦北是效率的代名词。“深圳之眼”落成那年，朋友圈刷了三天屏。可就是这样一座站厅，腊月里挂上了大红灯笼，钢梁系着金红的中国结，站台贴着孩子写的对联。

    四十年沧海桑田，深圳从当年的“逃港地”变成今天的“奇迹之城”。而我这一代人，恰好长在它的青春期里。我见证了它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身，从“效率至上”到“也有人情味”的渐变。岗厦北的对联，就是这种渐变里最微小的一笔。它让我动容。因为我知道，这不再是“文化沙漠”里硬挤出来的点缀。这是一个足够自信的城市，开始有余力的温柔。它终于可以在奔跑的间隙停下来，看看身边的孩子，把他们歪歪扭扭的字迹贴在心脏最显眼的位置。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

    ■ “咏鹅”之湖

    重现“白毛浮绿水”

    我的家乡坐落于鲁北平原的麻大湖畔，淄博与滨州交界。

    据传，初唐诗人骆宾王儿时随父旅居于此，正是在这片湖上，以七岁之龄写下了惊艳千年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因此，这里最早就叫“湖滨镇”。后苏轼在这里任密州太守时，游览麻大湖写下“卷却天机云锦缎，纵教匹练写秋光”，这里就改成了锦秋镇，一直沿用到今天。

    这方湖泊并非一马平川的阔水，而是由无数水道交织而成的芦苇荡，风貌神似白洋淀。我童年最爱在此穿梭：驾一叶扁舟嬉耍于湖间，捕鱼捉虾、摸田螺、挖野菜，野趣十足。那时湖边小路连着我家门口，苇荡深处藏着无数秘密。

    不知何时起，麻大湖的野趣中渐生杂乱：沟渠堆满垃圾，河道淤塞难通，芦苇地头散落着农药瓶，湖边时常散发臭气。我外出读书后，回乡渐少，十几年间，她于天光云影下多次变幻，让我从熟悉她的原住民，渐渐变成了陌生“游客”。

    今年回乡发现，经精心修复，麻大湖找回旧时模样。污水河变清了，白鹭、野鸡重现湖中，环湖路通了，栈桥亭阁错落，四季皆景。春日芦苇如海，夏日荷香阵阵。马拉松赛、戏曲下乡让这里热闹非凡，春节时的烟花与民俗表演，更让往日清冷的广场聚满欢笑。骆宾王笔下的“白毛浮绿水”，再度成为眼前实景。

    作者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武汉大学法学博士

    ■ 在世遗之城

    最火的是非遗簪花

    我在福建泉州长大。

    这座古城，又叫“刺桐城”。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含22个遗产点，整个泉州老城都囊括其中，泉州也被称为世界遗产之城，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小时候，每天上学必经村口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榕树，在旁边小摊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线糊。逢年过节，古街戏台一搭，高甲戏、木偶戏连唱数日，我总爱拿个小板凳坐在台下，欢笑声混着锣鼓声漫过街巷。那时不懂何为非遗，只知这份热闹与烟火是童年最温暖的底色。

    春节回家，飞机降落时，带着淡淡海味的温润海风扑面而来，熟悉又亲切——刺桐花又开了，我回家了。

    儿时最难忘的，是街头偶遇的闽南阿婆。发髻间环着层层叠叠的鲜花，素白茉莉、艳红绢花交织，仿佛把一整个春天簪在了头上。那时只觉惊艳，不知这便是国家级非遗——蟳埔簪花围。

    如今泉州古城，簪花体验馆随处可见，本地阿婆、往来游人皆簪花而行，整座城都浸在花香春意里。

    蟳埔女簪花，本是为了海边劳作方便，对渔家儿女而言，头上有花，日子便总有盼头，再苦的岁月也能开出芬芳。

    我专程前往蟳埔村，赴一场簪花之约。

    阿婆手法娴熟，轻轻为我梳起发髻，将素馨花与红绢花一圈圈簪满发间，温柔念叨：“蟳埔女从小就簪花，小时候是爱美，出嫁时是喜庆，老了还簪花，就是要把日子过得鲜鲜活活。” 

    望着镜中满头繁花的自己，“今生簪花，来世漂亮”这句俗语，忽然有了沉甸甸的深意，这簪的不是简单装饰，是对生活的赤诚热爱，对未来的温柔期盼。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4级硕士毕业生

    ■ 反向团圆                         

    此心安处是吾乡                                           

    在晋陕交界的黄土高原，有一片沟壑纵横、梁峁交错的土地，那便是我的家乡——吕梁临县。

    今年，我们在省会太原过年，并没有回乡，小区里大约有一千多人因工作、因生计或因老人离世后，选择留在城市。人虽未归，家乡却从未离开——在餐桌上，在手机屏幕里，在广场上的秧歌调中，一个流动的“临县”正在城市里悄然生长。

    五十多岁的父母从未改变家乡的口味。正月初一早上，一定要吃临县宽拉面，又称“宽心面”，寓意一年心情开阔、笑口常开。下午则吃饺子，妈妈总会在饺子里包上硬币。父母的所有讲究都来自他们的父母，所有的家乡人也都有这样的讲究。在这个聚少离多的现代社会，过年与父母的相处时光，既是亲情的体验，也是文化的习得与传承。

    每天晚上，父母都会通过微信与老家亲戚打视频、发语音，唠叨个不停：谁家的孩子失恋了？谁家的老人生病了？谁家的孩子工作收入不错？新的一年打算做什么？这几天在吃什么？

    对家乡情况的熟悉，也表明他们的心思从未离开过那片土地。他们深深眷恋着故乡的人和事，仿佛大家还在一起过年，热闹并不曾消减。

    小店门口，每天都会上演家乡的大秧歌。临县秧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并没有特定的个人，而是如大家所说：“临县人个个都可以唱秧歌、扭秧歌。”相传，临县秧歌起源于古时的祭祀文化，传承至今，表现形式丰富多彩。若在老家，秧歌一般以村为单位组织；如今，未返乡的家乡人虽互不相识，但一听到唢呐和鼓点奏响的秧歌调调，便会逐渐聚拢。秧歌舞人越多越热闹，对参与者不作限制，无所谓好看与否、对错与否，跟着学、随心扭，只要踩着鼓点、跟着前面的人变换队形即可。来扭秧歌的人，拿着家中常备的红色或绿色扇子，穿着绸缎衣服，腰里系着彩带，随着集体一起扭。老少皆宜，文化的传承也在悄然间完成。

    有扭秧歌的，就有看的。大家一边看着舞蹈，一边搜罗熟人，找到后便凑上前去，聊聊天，问问近况和打算。秧歌场成了一个社交场——在城市打拼的大家平时很少联系，过年休息时，看着秧歌，随机碰到多年老友的概率很大。不曾回乡的父母，也有了自己的节日狂欢。

    吃的是家乡饭，聊的是家乡事，扭的是家乡舞。身在城市，心在故乡，年味依旧。文化从来不是凝固在某个地方的古董，而是流动在人群中的活态传承。当千万个“临县人”带着他们的习俗走进城市，他们也在参与书写一种新的可能：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2022级博士生

    ■ 从农班车到公交车

    载不动的乡音，载得走的时代

    我的家乡宁国地处皖东南，今年回乡，我第一次坐上了新式公交车。而在过去，往返城乡的都是老式农班车。

    记忆里的农班车，车身涂着显眼广告，内饰陈旧污黄，混杂着汗味、铁锈味和塑料味。座椅上的污渍、头枕上的专科广告，构成了我对“乡土中国”最初的感官印象。那时司机与售票员合伙承包，自负盈亏，客流决定营收。

    最常坐车是中小学时段。我在私立小学寄宿，每到节假日，学校便约请农班车来接我们。孩子们挤在副驾躲避颠簸，晕车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是农班车的“峥嵘岁月”——城乡互动频繁，入城购物、办事、务工的人流不息。私家车稀少的年代，农班车就是城乡交流的“主动脉”。戴墨镜的年轻司机和搭档售票员，一天最多跑四趟，趟趟满员。熟人之车载熟人，风雨无阻。那年台风“利奇马”冲断桥，他们也将车开到桥头，让乘客过便桥上车——洪水都冲不散这“乡村市场经济”。

    后来，城郊率先推行公交制式改革，老式中巴换成崭新大巴。内饰整洁，座位宽敞，有了安全隔断，文明宣导取代了乡间随意。规范化、标准化的公交模式逐步推广，直至覆盖所有行政村。

    昔日合伙的司机早已转行，售票员被刷卡机取代，客流量也大不如前，多是老妪童叟。人满为患的景象不见了，熟悉的面孔淡出记忆。取而代之的是公交公司选聘的司机、严格的班次时间、越来越多的城市口音。

    昨日上车，一位儿时熟悉的姨婆还问我：“你是哪家的小孩？”回忆或许就是这样——时过境迁，但总有些熟悉的面孔，还在那里。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2025级硕士生

    ■ 一口鸡汤

    也是乡村振兴的一次探索

    我的家乡在武汉市新洲区。

    高铁一路飞驰过华北平原与中原大地，醒来时，窗外不再是实验室仪器上密密麻麻的读数，而是问津新城新铺的柏油路，一片暖融融的红色，中国结、红灯笼及各种景观灯映入眼帘。

    第二天正值小年，我跟堂哥去街上。汪集鸡汤摊位前已排起长长的队伍，六七位师傅面前是一口直径两米的大锅，黄澄澄的油花在汤面打转，热气氤氲在冬日的空气中，闭上眼是一股熟悉的浓香味。师傅们用长柄勺轻轻搅动，鸡腿、鸡肉在汤中沉浮。终于喝下第一口，滚烫滚烫的，又回味悠长，仿佛故乡给归乡游子的拥抱和抚慰。

    锣鼓声忽地密了，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我踮起脚，高跷舞狮队正在整装，堂哥告诉我，汪集街道孔埠社区堤围村高跷舞狮，已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挤进人群，见击锣开市，锣槌举高，顿了一顿，敲下去——锵！人群静了一瞬，紧接着，掌声、喝彩声响起，高跷亭子、高台狮子等传统民俗表演轮番上演。只见那架好的梅花桩上，舞狮人一跃而上，狮头在高桩间腾挪，叫好声不绝于耳。

    堂哥带着我沿着人群走着，张店鱼面的面丝晾在暖阳下，糍粑煎得两面焦黄，豆丝的香气从隔壁飘来，还有来自陶河风栖民俗园的陶河鸭，以及父亲小时候爱吃的奶奶做的米豆腐。捧着鸡汤，忽然明白，这些小时候过年才吃得到的东西，不仅是舌尖上的家乡美食，更承载着小时候的记忆与乡土情怀。每一口热汤，都是游子归家的路，是文旅融合的一次尝试，是乡村振兴的一个探索窗口。

    作者为清华大学化学系2021级直博生，曾任清华大学“双肩挑”学生政治辅导员

    ■ 四十年，这条江

    终于敢说“我们都叫江”

    我的家乡在四川广安，邓小平同志的老家。

    回家的那天，下着小雨，出租车司机听说我在武汉读书，忽然用生硬的普通话说：“你们长江边，我们渠江边，都叫江嘛！”

    我惊奇地笑了。

    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敢跟长江并称，说“都叫江”了？

    40年前，渠江边的人会这样说话吗？不会的。我们是无名小河，望着下游：你们是大江大海，我们是支流末节。走出去叫“飞出山沟”，留下的叫“守在山里”。渠江还是那条渠江，可渠江人看自己的眼神，不是今天这样的。

    傍晚，我去渠江边走了走。江还是那条江，从大巴山南麓流下来，在广安拐了个弯，继续往南，到重庆汇入嘉陵江。以前从这儿坐船过河要两毛钱，船公的嗓子能喊半条街。可岸边的老渡口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新修的渠江公园。现在船公的儿子在对面开了家农家乐，门口停满了各地牌照的小车。

    那十几年，渠江边走出去的人最多。绿皮车塞得满满当当，车窗里伸出的手，像江边被风吹斜的芦苇。

    而我们这代人，是真的走出去了。我在武汉，一年回一次家。哥哥更远，毕业去了深圳。

    前几天陪母亲上街，在菜市场遇见她的老同学。她在镇上开了间火锅食材铺，腊月间一天能卖几百斤牛肉。铺子门口支着大锅，热油翻着酥肉，排队的人从檐下拐到街角。她铺子隔壁，曾是镇上唯一的国营百货商店，如今改成了快递驿站。门口摞着待发的包裹，往外寄的是广安的盐皮蛋和龙安柚，往里收的是宁波的羽绒服和深圳的智能马桶盖。从前，渠江人要走到最远的地方，才能看见外面的世界；现在，世界自己进来了。

    作者为武汉大学外语类保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