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华
武汉的英雄气概,往往在危急关头充分表达。但在日常生活中,英雄精神表现为更日常、更沉潜的力量,表现之一便是渗透在钢筋水泥里、镌刻在车床零件上、流淌在街巷烟火中的工匠精神。
近代以来,武汉之所以能成为“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全国第二大经济中心,靠的不仅是开埠的通商之利,更是早期工匠对技术参数的那股“锱铢必较”的劲头。这种对标准近乎偏执的追求,本质上正是武汉人“不服周”精神在工业领域的理性表达:不满足于现状,不妥协于平庸,用硬指标扛起实业救国的重担。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精神得到了延续与放大。“一五”期间,武钢、武重、武船等“武字头”企业拔地而起。那一代工匠,如马学礼、吴运铎们,用“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敬业精神,将个体的技艺融入国家工业化的洪流。每一道焊缝的严丝合缝,每一颗铆钉的精准落位,每一座工程的拔地而起,都在为武汉的英雄气质注入工业时代的理性基因。
工匠精神并非孤立的品质,它在武汉的城市发展中,呈现出多维的价值面向,与城市精神互为表里。它是精益求精的专业主义,工匠精神的核心是对极致的追求。武船集团的王中华扎根焊接岗位数十年,能让焊缝平整如镜;长飞光纤的研发团队,创下“一根光纤拉出7公里不断”的世界纪录;全国劳模陈汉龙修复三峡水电机组核心部件,精度控制在0.02毫米以内。
它同时也是敢为人先的创新锐气,工匠精神意味着从不墨守成规。改革开放初期,汉正街的匠人们既严守“货真价实”的古训,又最早引入流水线与品牌概念,成为个体经济的摇篮。新时代的光谷,这种创新气质愈发鲜明。长江存储的3D NAND闪存团队,历经数千次试验实现技术领跑;众多科技工作者在芯片、激光等领域向“卡脖子”技术持续发起冲击。“老手艺”与“新做法”结合,武汉始终保持着求变求新的锐气。
站在全力打造“五个中心”的新起点上,弘扬工匠精神,绝非一句口号,而是推动城市能级提升的现实需要。在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过程中,工匠精神不仅体现为个体的技艺精湛,更体现为产业链条上的紧密协同。这种协同能力,让武汉在激烈的产业竞争中既能抵御风险,又能提升效率。
工匠精神无疑是文化软实力的“硬支撑”,当“技能光荣”成为社会共识,当精益求精成为一种城市风尚,武汉的城市精神就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转化为每个市民的日常实践。
(作者单位为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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