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形态”新在哪里

    □ 翟高 

    据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网约配送员、互联网营销师、无人机巡检员……这些十年前几乎不存在的职业，如今已融入日常生活。数字技术带来的不只是效率提升，更是一场深刻的就业革命。当我们反复面对“新就业形态”这个对象时，有必要追问：它究竟“新”在哪里？“形态”指向什么？

    新就业形态之“新”，不是职业名称的更替，而是生产力层面的质变。马克思说过，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也是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工业革命用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工场，催生了标准化雇佣劳动和科层制企业。今天，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算法推荐等数字技术，正在引发又一次劳动过程的重构。

    新就业形态之形态，是就业领域被打破，平台经济连接起供需两端，地域和行业壁垒不再森严；是劳动资料从物理工具升级为数字平台，网约配送员、数据标注员的“工具箱”里，智能手机和App取代了机床和扳手；是劳动对象从物质形态扩展到数据形态，信息、流量、用户行为成为直接加工对象。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就业观念也在转变，更多人愿意选择灵活自主的方式，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正是这些生产力层面的变化，让传统的固定工时、标准合同模式在效率上显得笨重。新就业形态不是谁设计出来的，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新就业形态带来大量就业机会，这是历史的进步。但硬币的另一面同样不容忽视：劳动关系模糊、社保缺失、算法压榨等问题频频出现。这些不是管理不善，而是新形态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内生矛盾。

    第一对矛盾是劳动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集中化。平台是基础设施，却控制在少数资本手中。千万劳动者的劳动成果，通过算法和抽成机制源源不断汇入平台资本手中。

    第二对矛盾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个体化与社会保障的集体化。传统雇佣模式下，养老、医疗等成本由企业、个人、国家三方分担。新就业形态将劳动者定义为“独立经营者”，把这些风险推回个人，这是生产关系调节滞后于生产力发展的表现。

    第三对矛盾是劳动过程的实质隶属与法律关系的形式独立。劳动者事实上受到平台深度控制，法律上却被认定为“合作方”“自由职业者”。他们名义上拥有自己的工具（电动车、手机），实际上被平台锁定，处于一种“有产无产”的夹缝状态，这种“名实分离”使得劳动者既无法像传统工人那样享有保护，又无法像真正的独立经营者那样拥有定价权和议价权。

    新就业形态是数字生产力的必然产物，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而在于如何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回应上述矛盾，需要以制度创新规范平台发展，以技能培训弥合数字鸿沟，以社保扩面筑牢民生底线。

    “新就业形态”不是一闪而过的流行，而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时代现象。它的“新”，根源于数字生产力的质变；它的形态是一组正在生成中的生产关系的集合。穿透技术表象，看清劳动与资本、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自由与控制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真正回答，我们该怎样让这8400万人以及未来更多的人在新就业形态中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