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里门外
皆是苍生

    □ 冯春

    编者按：六十年前的春天，武昌一间旧宅门前贴出一张湖北省卫生厅派人书写的布告，请求诊者莫再打扰一位病危的老人。老人却让家人开了门——这位弃官行医、把药方贴上城门的湖北中医教育奠基人，一生践行“病人来了，怎么能不看”。今年是蒋玉伯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特刊此文，回望一位医者的苍生情怀。

    ■ 从布告到医典：一个读书人的抉择

    1965年初春，武昌一座普通的宅院门前，贴出了一张布告。

    不是官府文告，而是湖北省卫生厅派人书写，只为替院中那位七十四岁的老人谢绝求诊者。老人因长年积劳，已然卧床不起。

    布告贴出去了，病人却没有散去。有人守在门外，有人隔墙喊话。老人听到动静，挣扎着坐起身，对家人说：“让他们进来吧。”家人劝他先养好身体，他摆摆手说：“病人来了，怎么能不看？”

    他接诊、开方，一如往常，直至生命尽头。

    这位老人叫蒋玉伯。

    再往前三十二年前，另一张“布告”贴在竹山县的城门上。那时蒋玉伯任县长，当地正闹瘟疫。他一边理政断案，一边给百姓看病，昼夜不歇。后来他把预防和治疗的两张处方抄成布告，贴在了城门上。

    城门贴布告，向来是官府号令、征税纳粮。贴一张中药方子上去，大约是头一遭。

    两张布告，一张贴在城门，一张贴在院门；一张主动示众，一张被迫谢客。一出一入之间，贯穿始终的，是一个中医人从不更改的本色——治病救人，来者不拒。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更早的1891年。蒋玉伯，字成瑞，湖北枣阳人。其父蒋鹏程，为县粮行经纪人，兼做中医。家世虽不显赫，却使他自幼便常与账本、药方打交道。

    1906年，他考进武昌文普通中学堂。那是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新式学堂，既授经史，亦讲格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停课，他回到枣阳，随父亲潜心学医。这场看似被迫的中断，反而让他得以在革命炮火中沉下心来，一头扎进《内经》《伤寒论》的世界。

    1913年，他重返武昌，进了湖北法政专门学校。1916年毕业，1921年经友人介绍，到北京图书馆做编辑。那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对他来说就是另一所大学。他白天编书，晚上读医书，手不释卷。那些年他一门心思扑在研读医书上，做了大量笔记，就此打下了深厚的医学理论功底。

    1923年，他在北平考下中医开业执照，正式挂牌行医。直到1929年才迁回武昌行医。

    多年后，他在《中国药物学集成》自序里写道：“余自束发读书，鉴于国医之衰微，即在志于斯道，每于课余之暇，辄读医书，不忍释手。”

    由法政而中医，其间所历，不是一时冲动的改行，而是一个读书人在时代变局中，对自身道路的审慎选择。

    1935年，上海国药研究社出版了蒋玉伯的《中国药物学集成》，其时作者四十四岁。这部三十五万字的著作，前后写了十余年，四易其稿。全书共引用古今中外医学著作及参考资料九十六种。书成之后，上海市国医公会负责人盛心如作序称赞：“一洗旧时流弊”，可谓“博而约，简而赅，浅而显，用而切，诚为将兵之韬略也……医者可备为肘后”。丁仲英、夏应堂、谢利恒等九位名医家亦先后作序题跋，誉之为“医学导师”“国药指南”。《申报》专版介绍此书为“国药科学化之巨著，国药界空前的杰作”。

    作者在自序中写道：“吾国之药，始于神农本草……考各家所论药性，非简而寡要，即广博而庞杂，臆说附会，衅瑕百端，或偏于五色脏，或杂用腐败秽物。既不明化学之原理，复不合卫生之主旨。”

    这番话里既有对传统的尊重，也有对传统的批判。他不是一味崇古之人，亦非一味崇洋之辈。他看清了旧本草的问题——庞杂附会、缺乏科学规范；也看到了西医药物学的不足——药性剽悍、失于平和。他所做的，正是将中医用药的智慧与近代科学的规范结合起来，让传统药物学在新时代站得住脚。

    他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口号，只是用了十多年时间，老老实实地翻书、摘录、分类、求证、修改。下的是“笨功夫”，出的却是真学问。

    ■ 从官场到学堂：一个教育家的担当

    1935年秋，湖北国医专科学校迁到武昌涵三宫，蒋玉伯作为筹办人不仅亲自担任教务长，还兼任内科、药物学教授。彼时中医正面临西医冲击与政府歧视的双重困境，“废止中医案”余波未平。传统的“祖传师授”日渐式微，兴办学校、系统育才，成为一代中医人的共识。

    蒋玉伯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一种事业之兴旺，必须致力于人才的培养。”这个在法政学校和北京图书馆历练过的读书人，把现代教育理念带进了古老的中医教学。

    他治校严抓严管，提倡艰苦创业的精神，常勉励学生：“要珍惜学习机会，学好本领，为继承和光大中医事业，为四万万同胞服务。”

    当时办学经费十分紧张，他却依然重视校图书馆建设。据当年在校读书的夏幼舟老师回忆：“当时该校的医学著作齐全，参考资料丰富，可说是应有尽有。”

    从1935年到抗战前夕，湖北国医专科学校一共办了五届，为湖北培养了数百名中医人才，还造就了王梧川、黄绳武、胡树人等一批现代中医名家。全国著名中医妇科专家黄绳武曾深情地说：“我之所以能在中医妇科学方面有所造诣，应感谢先师蒋老的指点。”

    严是外在的规矩，爱是内里的深情。蒋玉伯的“严”与“爱”，恰如他处方中的君臣佐使，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939年12月，蒋玉伯激于民族义愤，随军行医，其间还担任了半年第五战区军法官，后来先后担任均县、竹山县县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选择走进官场，不是贪图仕途，而是为乱世中的百姓多做些事。可等他置身官场，才发现“当时军政官员相互倾轧，派系斗争激烈”，便在1941年7月毅然辞官，举家迁到郧阳，开中医诊所专心行医。他在竹山县县长任内，留下了最动人的事迹：当地瘟疫流行时，他“一边为官理政，一边为民治病”。

    一个县长，白天升堂断案，晚上为百姓诊脉，这在今天恐怕很难想象。后来他根据疫情拟了两方，一方预防、一方治疗，让人抄成“布告”，张贴于城门。这大约是竹山城门上贴过的最温暖的一张“布告”。

    他辞离竹山县时，送行者队伍长达一里多路。百姓送一个县长，不是因为他在任上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因为他在瘟疫来临时没有躲开，在最艰难的时候与百姓站在一起。

    他能和百姓结下这般情谊，说到底是因为他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他看过的病人成千上万，有孙中山、董必武、王任重这样的重要人物，更多的是普通百姓，也有国际友人，他对谁都是一样，真正做到了“普同一等”。

    1925年孙中山病重时，蒋玉伯在《顺天时报》发表《对孙中山病状之研究》，文中写道：

    “余告中医应诊者，宜考察精确，审慎处方，标本兼治，勿养痈遗患，以误病者，而贬损中医之价值。”这番话里没有攀附名人的邀功之心，只有对医学本身的敬畏——无论病人是谁，医者都应当以同样的认真和审慎来对待。

    新中国成立后，蒋玉伯迎来了教育事业的第二个春天。

    1951年起，他先后担任武汉市卫生局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中南卫生部中医委员会委员、中央卫生部中央卫生研究院专门委员，还当选湖北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凭借这些职务，他深度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湖北中医的制度化建设。

    1960年9月，湖北中医学院成立，蒋玉伯被任命为副院长。从私立国医专科学校教务长，到新中国高等中医院校的副院长，蒋玉伯亲身参与了湖北中医教育从“医馆”到“学院”的制度化转型，始终站在人才培养的第一线。

    担任校长期间，蒋玉伯已年逾花甲。除承担大量临床任务外，他仍经常深入学生之中，指导临床学习。他一生培养了成百上千名学生，这些学生承继了他为中医事业献身的精神，传承发展着他的学术思想，在各自岗位上为中医事业作出了贡献。

    ■ 从门里到门外：一个医者的苍生情怀

    蒋玉伯曾为自己定下“出门看病，进门看书，治病救人，其乐无穷”的不渝之规。这是他的日常生活，也是他的人生哲学。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在孜孜不倦地读书，整理、撰写个人医案，以留给后人。

    他在教学之余，还将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付诸笔端，先后编撰了《内科学讲义》和《妇科学讲义》，1956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当时中医进修学校的重要教材。

    1978年，他去世13年后，门人梁赐明将他的医案整理成《蒋玉伯医案》出版，共206页。那些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积累的笔记，那些在深夜灯下写下的病例，在他身后终于汇成了一本书。

    一个人走了，他的书还有人读，他的方子还在使用，他的学生还在教新的学生。蒋玉伯不在了，但他所开创的教育事业和学术精神，依然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

    从1923年北平悬壶，到1965年武昌辞世，蒋玉伯行医42年。

    若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大约还是他给自己定下的那条规矩——“出门看病，进门看书，治病救人，其乐无穷”。

    这16个字里，没有轰轰烈烈，没有高深莫测。看病，看书，救人，乐在其中。一个中医人的日常，不过如此。

    然而正是这样的日常，在四十二年中日复一日地持续着，才成就了一个医者的分量。

    1965年初，院门上贴着那张劝病人止步的“布告”。风把纸角吹起来，病人还是推门进去了。院门里，一个老人抬起头来，看了一辈子病的眼睛依然平和、专注。

    门里门外，皆是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