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出了“与水争地”的死胡同

    □ 长江日报记者翟晓林 通讯员肖峰

    一到6月，长江进入主汛期，武汉人防汛这根弦又紧绷起来。武汉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的江汉平原，这里是鱼米之乡、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也曾是人与水长期博弈的战场。

    今年初，《长江之水：江汉平原的人与环境变迁17—20世纪》（以下简称《长江之水》）一书出版。它以湖北人熟悉的水利设施“垸”为核心焦点，提出“水机制”概念，为回看江汉平原的环境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光启书局出版的“人与环境”丛书中，这是继《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以下简称《龙王之怒》）之后，第二本关注长江之水的著作。两书的译者均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生导师耿金。他也是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与水利遗产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环境史、水利史、农业历史地理、景观史、灾害史等领域研究。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耿金接受了长江日报专访。他说，翻译完这两本书，他对长江大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长江十年禁渔”不是孤立的法律条文，而是“水机制”理念深切的现实回响。

    ■ 江汉平原具有“水陆两栖性”特征

    《长江之水》提出，“水陆两栖性”是江汉平原的重要特征：地质和气候环境决定了这里易发洪涝灾害；人们在水与土之间寻找平衡，进行水利农业生产。

    江汉平原的空间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中央是海拔不超过50米的广阔冲积平原；平原外围的东、西、北三面是山地；冲积平原和山地之间的过渡地带是海拔50米至200米的丘陵区。冲积平原的地势西部较高，略向南部倾斜。当整个平原洪水泛滥时，南部低地的积水就很难及时泄出。

    除了长江、汉水两大水系，江汉平原还有许多湿地、湖泊和支系河流。丰富的水环境有利有弊，季风雨分布不均和排水不畅的问题，导致这里频发水灾。

    明朝中期的文献记录显示，在明朝276年的历史里，有146年发生了洪水，95年发生了旱灾，只有35年算是风调雨顺。最近更多的研究显示，洪灾频率在宋代（或宋元时期）急剧变高，并在明、清及民国时期持续上升。

    水灾频发带来严重的排水问题。一场大洪水过后，一些地方的内涝可能持续三到四年。如沔阳地区就有“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民谚。

    ■ “垸”体现了人类与环境共生的策略

    在洪涝易发地区，采用水利农业策略最主要的方式是垸的建设与开发。垸在水陆两栖之间颇具灵活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生产力。

    《水利大辞典》对“垸”的解释是：“湖南、湖北等地在沿江、湖地带围绕房屋、田地等修筑的堤。”垸堤可以防洪，堤内可以种植农作物、建造房屋。

    湖北人常将“堤防圩垸”并称。耿金告诉记者，“垸”和“圩”在本质上都是用土堤围起来的封闭性生产生活区域，因为方言的差异，在长江下游（江浙、太湖流域、安徽等地）叫“圩”或“圩田”，在长江中游（湖北、湖南等地）叫“垸”或“垸田”。

    垸之间的边界是临时的、变动的；与主河道堤防相比，垸堤低而窄，易被水淹没。这样的特点有利于人们在农耕与捕鱼之间灵活切换。直到今天，荆州地区还有谚语：“鱼贵则米贱，米贵则鱼贱。”这体现出农业与渔业之间的互补性。

    基于共同的灾害经历、共享的水资源和共同的神灵崇拜，每个垸区内部形成紧密的联结，包容共享，一致对外。垸成为一种聚落单元，具有了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属性。

    在清初经济重建的推动下，湖北、湖南的人口高速增长，且湖北人口增速迅速超过湖南。人们在耗尽可垦殖利用的耕地后，开始围垦湖泊、河滩及河道，修建起成千上万的垸。18世纪中叶，垸的数量达到顶峰。

    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关于过度建造垸的危险性的争议不断升级。整个19世纪，由于大规模战争和地方军事化，水利系统几乎陷入瘫痪。

    耿金说，人们通过垸田制度，与这片水土持续博弈了300年。

    ■ 水草丰美之地，“劝退”了旗人的军马

    与过往关于长江的历史书写不同，《长江之水》认为水不是被动等待利用的资源。书中创造性地提出“水机制”：水、土地、动物、植物和病原体等所有因素相互作用，并积极参与平原的改造。

    耿金举出清朝八旗马场在江汉平原的兴废为例。清朝在荆州设立驻防，动机之一是看中江汉平原“水草丰美”，适宜放牧军马，以维持其赖以立国的骑射传统。然而，江汉平原与华北、东北的草原环境截然不同。这里气候潮湿，水中含钙量较低。长期饮用这种水，马匹骨骼发育不良，种马普遍失去繁殖能力，军马数量从康熙年间的13000多匹锐减至光绪年间的2000匹左右。

    同时，马场的减少导致了垸的增加，扰乱了河湖系统，直接导致1788年洪灾的暴发。洪灾中的难民很快成为动乱的源头——几年后的白莲教起义，开启了19世纪中叶江汉平原的危机时代。

    马的退却有水的原因，也有农田围垦带来的马场空间被挤占的因素。除了马，《长江之水》一书中还提到亚洲象、犀牛、扬子鳄、虎、江陵鹤等动物的退却。耿金直言，这揭示了“水机制”的作用，也让我们深刻反思：这些动物的退却，不仅是生物栖息地丧失的问题，也是整个长江生态系统在人类开发史中全面重组过程的体现。

    “明清以来江汉平原垸田开发中日益尖锐的人水冲突，本质上源于人类‘与水争地’的意志与长江‘漫流泛滥’的自然节律之间的根本矛盾。《龙王之怒》《长江之水》两本书共同指向一个判断，即人与水的对抗已经走入死胡同。‘十年禁渔’的深层逻辑与此一脉相承。这个方案回归了最朴素的道理：不能不断加大索取力度，要让自然自己修复。”耿金说，“十年禁渔”不是孤立的法律条文，而是“水机制”理念深切的现实回响。“今天在‘长江大保护’框架下看到物种恢复的新希望，也让我们对如何与这条母亲河实现真正的和解，燃起了新的期许。”

    【访谈】

    从“苏湖熟”到“湖广熟”，发生了什么？

    ■ 两湖平原水环境变迁，彻底改变全国粮食供应格局

    读+：从云梦泽到江汉平原，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耿金：目前历史地理学界认为，“云梦”是先秦时期楚王狩猎区的统称，是一个包含山林、川泽、湿地等多种地貌的综合体。其范围大致东至大别山，西至宜昌宜都，北至大洪山，南临长江。“云梦泽”则指云梦范围内的湖泊、沼泽部分，主要位于江汉平原腹地。

    谭其骧、张修桂先生认为，先秦时期，云梦泽是江汉平原上巨大的湖泊沼泽综合体，长江与汉水在此交汇，洪水季节泛滥成泽，枯水季节露出大片草甸。秦汉时期，荆江三角洲不断向东南推进，云梦泽被挤压，其东部和北部变为沼泽。魏晋南北朝，长江携带的泥沙继续向东南堆积，云梦泽主体开始萎缩，分解为若干小湖。唐宋时期，云梦泽主体消失，被众多小湖泊（如太白湖、洪湖等）取代。唐代以后，文献中不再使用“云梦泽”一词。

    在数千年的地质演变中，湖泊、沼泽与陆地反复交替，最终在唐宋以后，稳定地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平原—湖沼复合景观。也正是这种水陆交错、江湖不分的自然底色，才决定了后来垸田制度在这里的特殊意义。

    读+：您的老师王建革曾说，在中国最近一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有四个地区水环境的变迁影响至大，几乎改变了整个中华文明进程，两湖平原是其中之一。为什么这么说？

    耿金：他的观点是——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黄淮运交汇地区以及宁绍平原，共同构成了近千年来中国水环境变迁中最具影响力的四个区域。

    两湖平原水环境变迁最直接、最显性的影响，就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粮食供应格局。宋代及以前，太湖流域的“苏湖熟，天下足”是国家粮食安全基本盘。明代中期，这一局面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一方面，江南地区因人口密集、工商业发展，粮食自给能力持续下降，不得不多方购买外省粮食；另一方面，江汉平原在明代进入大规模筑堤围垸的高潮期，将大面积湖沼滩涂改造为高产水利田“垸田”。明清两代国家赋税体系的基础被重新奠定。两湖平原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产粮区，而是维系整个帝国运转的粮食支柱。

    更深层、更具根本性的变革，是对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塑造。堤垸的兴建和扩张，使两湖平原腹心地带得到全面开发，两湖平原的堤防、河道、聚落、城镇等自然和人文景观也因之基本定型。垸田水利系统把平原湖区日益紧密地联为一个整体。南宋时期陆游过江汉地区所见到的大片的水上葑田景观，到明代以后已经见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垸田景观。

    两湖平原水环境变迁的影响，溢出到了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江汉堤防在明清时期大举修筑和定型后，荆江河床不断抬升、水位持续上涨，形成了严重的悬河局面。咸丰、同治年间，大江南岸的藕池口、松滋口相继溃决，加上原有的虎渡口和调弦口，江水“四口南流”注入洞庭湖，洞庭湖受纳多方水流携带的大量泥沙后湖身淤高、容量减小，湖田之利愈增而滨湖水患愈烈，成为洞庭湖平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局面延续到近现代，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就是荆江分洪工程，其目的正是应对荆州河段无法安全泄洪而被迫选择工程分洪的被动局面。

    ■ 清朝对垸田治理的摇摆，反映出深刻而复杂的矛盾

    读+：垸为什么成为江汉平原的代表性水利设施？

    耿金：首先，古云梦泽解体后，留下特殊的地理格局。人们要谋求生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湖沼滩涂上筑堤围田，把水面变成农田。江汉平原的天生低洼和水网密布，使得筑堤围垸成为谋生的必由之路。

    其次，明清时期出现大规模“与水争地”的开发热潮。明代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大量南迁和朝廷垦荒政策的推动，“江西填湖广”的移民大量涌入两湖平原，“与水争地”掀起围垸高潮。垸田开发直接促成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出现。可以说，没有垸，就没有江汉平原从“水利边缘区”到全国重要产粮区的惊人蝶变。

    第三，江汉平原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水利事业的紧迫性。江汉平原位于长江中游，长江和汉水在此交汇，加之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丰沛降水，夏秋汛期水势凶猛。清廷对黄河和长江的态度差异很大，康熙皇帝曾说黄河水流无定，时常改移，故特设河官看守；江水（指长江）并不改移，故只交与地方官看守。这种治理上的边缘化，使得江汉平原长期处于“官方缺位”的状态。百姓只能靠自己的智慧，自发修筑堤垸，在水与土之间寻找生机。垸既是一种高效的土地利用方式，也是老百姓在官方水利体系薄弱条件下最现实、最有效的应对策略。

    第四，垸不仅改变了地理面貌，更重塑了整个社会结构。正如《长江之水》反复强调的，垸不仅仅是水利设施，它逐渐演变为一整套社会制度。在明清时期的协作筑堤和护堤过程中，垸内民众建立起以互助为基础的“水利社会”关联。清后期社会动乱时，各州县以垸为单位组织团练，垸又被赋予“准行政区域”的意义。

    在江汉平原，垸是挡水的土堤、围田的边界，又是纳税的单位、社区的边界，甚至信仰的中心。它不仅是水利设施，更是人们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化结果。

    读+：官方对垸的管理，有禁有限（如限高），也有灵活处理的一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摇摆？

    耿金：它恰恰反映了垸田治理这一复杂事务背后深刻的多重矛盾。

    首先，公共利益与眼前利益存在矛盾。

    一方面，政府必须维护整个河湖系统的安澜，保障流域内广大地区的安全。清代十八、十九世纪，随着垸田的高度发展，江汉平原的河湖蓄泄功能受到严重阻碍，水患日益严重。更严重的是，垸堤阻水导致泥沙淤积、河床抬高，荆江渐成“悬河”，洪水泛滥成灾已成为一个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必须从大局长远计，颁布禁垸令限制开垦，刨毁非法私垸。

    另一方面，对百姓和政府而言，眼前利益又十分诱人。对百姓来说，筑垸围垦是关乎生计的生存问题。对新移民来说，不筑垸就没有田地耕种，没有房屋居住。对政府来说，新垦的垸田意味着源源不断的税粮。明代中后期，官府不断通过清田、编籍等手段将新垦垸田纳入征税系统，垸逐渐取代传统的里甲成为赋役征科的基本单位。朝廷很清楚，围垸垦田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生问题。所以，从康熙年间鼓励开荒免税，到乾隆年间严令禁筑，清政府其实在“兴利”和“除害”之间反复权衡，始终找不到一个两全之策。

    其次是朝廷整体考量与地方执行层面的矛盾。朝廷政策往往着眼于大局长远，但到了基层执行时，面临的却是错综复杂的地方利益和现实困境，政策的效力自然会打折扣。官员的考成制度也常让政策的落实陷入尴尬。清廷将水利事务纳入官员的考核体系，堤防修守不力就要受处分。然而，随着垸田数量急剧膨胀，堤防修守的工作量远超官府的人力财力。官府不得不依靠民间“自修”，堤垸的修守制度也经历了由自修到协修再到自修的反复演变。

    另外，还有基于实际成本的考量。本书中提到，当地一些垸内的农田，每年上缴的税收远远抵不上受灾时的赈济支出。官方从实际成本角度，也会鼓励一些垸田退还为湖。

    ■ 今天，我们正在重塑与长江的关系

    读+：传统社会没有现代工程技术和气象卫星，是否可以认为，水患基本无解？

    耿金：江汉平原上的古人无数次面对水患灾害，已经生发出了适宜环境、并与环境共生的智慧。应对水患，并不是说要能绝对控制水患，而是在水患发生前以及发生之时，人们有调整与转换的余地。比如本书中所提及的水陆两栖的生活模式。

    读+：今天，我们面对长江治理，是否仍要不断探索与水共存之道？

    耿金：三峡水利枢纽等超大型工程，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抗风险能力，但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

    长江水位季节性的上涨以及枯水，比如2024年鄱阳湖极端枯水，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这是长江水文变化的结果，而长江水文变化受气候影响极大，这是个老问题。

    即便拥有了最先进的工程技术，我们仍需不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模式。这种探索，不仅包括部署智慧监测等“硬技术”，更呼唤理念的深刻转变。今天，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引领下，长江治理正从被动防汛抗旱转向主动生态修复，通过十年禁渔恢复渔业资源、生态调度模拟自然水文节律激发鱼类繁殖、退田还湖重构江湖联系，并历史性地将包括中华鲟在内的珍稀物种保护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套组合拳，正在重塑着我们与这条大河的关系。

    历史反复启示我们，长江的治理从来不是一场能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斗，而是一项需要代代接力的文明事业。从先民筑堤围垸的筚路蓝缕，到新时代的“长江大保护”，人与水的对话从未停歇，也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