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防洪工程，是健康的生态系统

    □ 王永芳

    6月，到江滩看水的市民多了起来，“水涨到哪里了”成为人们的普遍关切。在汉口江滩抗洪纪念碑前，我听到一段有意思的对话——

    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男生问：“爸爸，现在有了三峡大坝我们还要防洪吗？”

    爸爸的回答很有水平：“三峡大坝是守护神，又不是万能神，它管不了本地水。武汉的洪水来源不只是长江上游，还有汉江、府河、滠水等等支流以及本地强降雨。三峡的防洪库容也有天花板，如果遭遇类似1954年或1998年量级，而且全流域持续一个月的极端天气，三峡也可能面临蓄满的风险。武汉不可以完全躺平的！”

    男生继续问：“那‘长江大保护’和‘十年禁渔’与防洪相关吗？”

    爸爸说：“我认为有关。这里面有一个朴素的真理：最好的防洪工程，是健康的生态系统。过去我们总想用更高的堤去堵水，现在的‘大保护’，本质上是给洪水留出路，比如退田还湖、恢复湿地，就是在恢复长江的‘肾’和‘肺’。”

    孩子继续跟爸爸聊：“对，我们同学一起还探讨过‘十年禁渔’，这项政策的核心不是‘不捉鱼’，而是停止过度索取，让生态系统自我修复。我们不再试图用技术完全征服自然，而是学会与自然共存。这是一种可贵的克制。”

    爸爸笑着给儿子点赞。我们在一旁感慨：防洪防汛意识、保护长江，这是写进了武汉人的基因里呀！

    本周，《读+》周刊专访环境史学者耿金，他在谈起300年来江汉平原的水环境和人与水博弈的历史时说到古人的“战略忍耐”：“湖广熟，天下足”之地，在清代前期显得放任无为，官方在垦荒政策上持续鼓励，在水利政策上则试图“不乱动”，严禁私垸侵犯湖面，试图保全自然调蓄功能。

    但随着人口爆炸性增长，对耕地的需求如饥似渴，“历禁私垸而不止”成为常态。到乾隆中后期，官方禁令在实际执行层面趋于松动，默许甚至变相鼓励围垦以保障粮食供给。“与水争地”达到顶峰，代价是湖泊萎缩、水患频发。荆江大堤溃决的频率，从清初的约十年一次，急剧上升到清末的一两年一次。清政府在“兴利”与“除害”之间反复权衡，始终未能找到两全之策。

    中华文明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与水的博弈史。历史提醒我们：我们从未战胜长江，只是学会了更体面地与它谈判。

    在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常态化的当下，绝对的安全是不存在的。现在三峡大坝是我们手里的“硬盾”，长江大保护是我们重塑的“软甲”，十年禁渔则是我们签署的“和平协议”。当水患来临时，我们不再像1931年那样只能无助地爬上屋顶，而是像1954年、1998年那样众志成城，并在此基础上，用更绿色、更智慧的方式，让这条大江既有脾气，也有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