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生云 周群芳
三大运营商“杀熟”的话题近日引起讨论。资深老用户长期承担偏高的套餐资费,花样翻新的优惠通常只提供给新入网和升级套餐的客户。
这不是某家企业、某个行业的问题,而是数字资本深度捆绑算法后衍生出的普遍病灶。不独通信行业,网约车、订酒店、外卖、视频会员……新客优惠、老客提价,几乎是平台经济的常规操作,表现出“算法之恶”。“恶”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技术被什么样的逻辑所驾驭。
算法诞生时,是中性的工具。它能精准匹配需求、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平台利用算法能为用户精准画像,当然可以更好满足百姓通信需要,让数字普惠落到实处。然而,当移动互联网的增量红利见顶,市场从增量扩张转入存量挖潜,新增用户数、市场份额、短期营收,就成为企业压倒一切的考核指挥棒。
相对来说,存量用户被各类生活场景牢牢绑定,迁移成本高、流失率低,于是被算法标注为“稳定收益池”,新客则引入成本高、不确定性强。在这一逻辑下,技术发生了一次深层的异化。它不再是服务人的工具,而变成了从人身上持续开采价值的挖掘机。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在数字时代的重演:人创造的工具反过来支配人,人被自己生产出来的算法等级化、对象化,沦为单纯的利润单元。
算法可以分层,但由分层带来的歧视,就源于这样一套“利润至上”的逻辑。
“老用户”一般是稳定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平台已成为人们难以绕行的基础设施。一个人可以不满套餐资费,但他的社会关系、工作往来、生活认证全都绑在一个号码上;可以不喜欢某个电商平台,但它的品类、物流、售后已经形成替代性极低的习惯依赖。这种依赖,正是平台敢于“杀熟”的底气。用户黏性越高、迁移成本越大,在算法评估模型中的可压榨空间就越充分。
算法据此反向定价:忠诚非但不是被善待的理由,反而成为被收割的依据。用户对平台的依赖越强,面对算法歧视时的议价能力就越弱,往往只能被动接受不断劣化的权益。平台将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转化为自己的权力基础,用算法的技术外衣包裹起深层的支配关系。
单纯以收益为导向的数据判定,成了平台的潜规则。各大数字平台的算法迭代,几乎完全建立在经营目标之上,以营收增长、用户留存、市场扩张为原则。资费公示不全、运行规则模糊、优惠门槛隐蔽,这些合力筑起了一道信息高墙,普通用户无法看懂算法如何给自己定级定价,只能被动接受既定的服务规则。遭受权益损害时,往往要耗费巨大精力维权,才能勉强扳回一些基础的对等对待。平等权益、服务普惠、公平对待这些“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迟迟未能写入算法的底层设计,这构成了技术发展的困境,也是“算法之恶”的真正来由。
化解算法异化所引发的数字不公,不能依赖碎片整改、运动治理,必须站在数字文明建设的高度,重新锚定技术运行的价值坐标,让算法回到服务人的原点上。
[作者分别为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博士,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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