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中的湖北人

    □ 卢纲

    2026年初夏，我再次走进上海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那排青砖黛瓦的石库门老建筑，安静地立在闹市一隅。一楼那间18平方米的客厅里，长桌居中，十几把椅子环绕四周，桌上的白瓷花瓶和青瓷茶具依旧简朴，仿佛还是百年前的模样。

    序厅的青铜浮雕名为《起点》。15位人物——13位中共一大代表与2位共产国际代表——栩栩如生。毛泽东位于前排居中，右侧是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左侧是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李达。后排自左至右依次为：周佛海、陈公博、马林、尼克尔斯基、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背景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模拟二十世纪初报刊版式。人物仿佛从纲领中走出，寓意“这里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

    这栋建筑原是李书城、李汉俊的寓所。李书城是辛亥革命元老。1964年，毛泽东接见李书城时，亲切地称这栋房子为“中国革命的产房”。

    ■ 湖北人与中共一大

    13位代表分别为：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包惠僧、陈公博；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加上旅日代表周佛海，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

    颇感亲切的是，这13人中，有5位是湖北人：董必武（红安人）、陈潭秋（黄冈人）、李汉俊（潜江人）、刘仁静（应城人）、包惠僧（黄冈人）。也就是说，全国6个共产主义小组中，有4个小组派出的代表里包含湖北籍成员。

    这5位湖北人，都曾在武汉长期生活或学习。刘仁静1914年至1918年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包惠僧曾在武昌当记者，董必武、陈潭秋更是土生土长的湖北革命者。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共一大共召开约9天。前8天在上海这排石库门建筑内进行，第8天下午因法租界巡捕房侵扰，最后一天会议被迫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

    党的生日为何是7月1日，而不是7月23日？1937年初，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局面相对稳定。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剩毛泽东、董必武等人。他们都记得会议在7月召开，具体日期记忆有出入，于是商定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1941年，中共中央在建党20周年时正式发文确认。

    中共一大会址当年是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这是一栋沿街砖木结构、坐北朝南、两楼两底的旧式石库门住宅，称为“李公馆”。

    会议期间，外地代表以“北大暑期旅行团”名义，借住在距一大会址仅200余米的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该校由湖北旅沪爱国人士黄绍兰女士于1914年创办。黄绍兰（1892—1947），名学梅，湖北蕲春人，自小以花木兰自励，改名“绍兰”，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唯一女弟子。她参加过武昌首义，受黄兴派遣赴上海组建女子军事团并任团长。1921年7月，正值暑假，13位代表中除3人外，毛泽东、董必武等10人均住在此处。黄绍兰还派校工为代表们提供餐饮和生活照料。预备会议在此举行，部分活动也在李公馆与博文女校之间交替进行。博文女校的建筑至今保存完好，与一大会址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此可见，中共一大不仅在上海湖北人的家中召开，代表们还住在上海湖北人开办的学校里。湖北人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这一开天辟地的事件中，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 湖北共产主义运动与“共存社”

    湖北武汉为中共一大中作出贡献并非偶然。早在中共一大召开前，湖北的共产主义运动就已蓬勃开展。

    1920年秋，在陈独秀、李汉俊的指导下，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寓所成立。其成立时间仅次于上海小组（1920年8月）和北京小组（1920年10月），居全国第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包括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刘伯垂等，后又发展赵子健、赵子俊、刘子通、黄负生、郑凯卿等人入党。小组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出版机关刊物《武汉星期评论》，并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7月16日——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一周，湖北黄冈白羊山下的浚新小学内，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实等24名进步青年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效法苏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组织，命名为“共存社”——取“社会大同、人类共存”之意。其宗旨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这与中共一大的纲领如出一辙。“共存社”是在没有共产国际帮助的情况下，中国先进青年自发探索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也是敢为天下先的创举。中共一大后，恽代英率先加入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共存社”成员也陆续入党。

    ■ 李汉俊：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述中共一大，都绕不开一个人——李汉俊。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1890年4月出生于湖北潜江。在兄长李书城和吴禄贞等辛亥元老的资助下，他于1904年至1918年留学日本，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开始研究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回国后李汉俊在上海从事写作、翻译工作，主持《星期评论》，创办《劳动界》，改版《新青年》，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公开发表文章百余篇。青年毛泽东深受其影响，董必武称他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评价他是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李汉俊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成立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汉俊不仅传播马列主义，还直接或间接指导了湖北、湖南、山东等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1920年11月，陈独秀赴广州任职，李汉俊接任上海小组书记。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与李汉俊、李达等商议建党事宜。李汉俊承担了筹备工作，参与起草一大党纲，并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参会，同时寄发往返差旅费。

    李汉俊后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在建党方针上产生分歧，一度宣布脱党。然而他脱党不脱信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20世纪30年代，我的祖父卢立群曾在李书城任厅长的湖北省建设厅担任总工程师，与李汉俊长子李声华是留日挚友，两家都住在蛇山（今首义园区）。据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回忆，李汉俊在上海建党期间，每天不是早出晚归，就是高朋满座，家中“开流水席”。他当时做大学教授，月薪240块大洋，加上稿费收入不菲，却因大部分收入都用于革命活动而入不敷出。有一次为筹集经费，他甚至将已故爱妻的金银首饰送入当铺，后由薛文淑赎回。

    1922年，李汉俊回到武汉，任武昌高等师范教授，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支持武昌女师学潮，兼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1926年，他以武汉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副团长身份赴长沙迎接北伐军，后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

    1927年国共分裂后，在白色恐怖中，李汉俊利用湖北省政府委员、教育厅长等公开身份，为300多名被捕的中共干部作保释放，其中包括黄麻起义领导人戴克敏、中共南方局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他自己却因“共产党首领”的罪名，于同年12月17日在武汉汉口被捕。敌人连夜审讯，李汉俊坚贞不屈。次日凌晨，他被押往汉口济生三马路，枪声响起，年仅37岁的他就义成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了第0011号革命烈士证书：“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他的兄长李书城，后来成为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长。兄弟二人，一为“革命产房”的主人，一为“播火者”，共同书写了湖北人在建党伟业中的不朽篇章。

    ■ 董必武：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董必武是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之一。1914年，他东渡日本，拜谒孙中山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9年1月，他在上海向孙中山汇报蔡济民被害一案期间，住进湖北旅沪学生善后协会（渔阳里），在那里接受同乡李汉俊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坚定地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1919年，董必武从上海回到武昌，计划通过办报、办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办报因经费原因暂搁，于是他创办武汉中学，为学生购置《新青年》《星期评论》等进步刊物，并邀请李汉俊、恽代英到校演讲。创办经费不够，他抵押了自己唯一的皮外套。这所中学后来成为中共湖北革命运动的“孵化器”。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成员中有5位来自武汉中学，黄麻起义领导人中有5位是武汉中学的学生。董必武为武汉中学确立的校训“朴诚勇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湖北革命青年。

    1920年秋，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还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团体，恽代英、陈潭秋、林育南等20余人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1921年2月正式出版了机关刊物《武汉星期评论》。董必武和陈潭秋又以武汉中学为基础，吸收湖北高师、高商、第一师范、外国语学校等10余名先进青年，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2年，陈潭秋、黄负生、刘子通等人带领湖北女师学生反对校长王式玉取得斗争胜利。组织女同学“暑假读书会”培养革命骨干，将徐全直、夏之栩等人介绍加入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武汉党组织在第一纱厂、裕华纱厂、汉阳兵工厂、汉口英美香烟厂等工厂办识字班，培养工人运动骨干。其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维经斯基派秘书马迈耶夫两次到武汉协助开展工作。

    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董必武会同他人起草了另一份重要的一大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该文件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给上级组织——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会议报告，根据董必武的相关回忆，该报告由他参加起草，并在全国解放后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相关俄文档案中重新找到。

    1926年大革命时期，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湖北省党部常委等公开身份，领导了湖北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他还委派武汉中学的学生王鉴、戴克敏等红安籍党员回到家乡从事党务和农民运动。1927年秋黄麻起义爆发,起义军攻占黄安县城后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县级工农政权之一，与海陆丰、井冈山等地的工农政权几乎同时诞生。

    我的祖父卢立群，曾是董必武在黄安萃英书院、武昌启黄中学的学生，在武昌参加过董必武主持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大革命时期，他被董必武从日本召回，参与策反刘佐龙鄂军第二师，改编为北伐军第十五军，祖父任政治部负责人，并担任武汉黄埔军校教官、《农工日报》执行委员等职。听家里长辈说，祖父还曾受董必武委托，以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从毛泽东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借了”20名武装学员，秘密押送一批枪支弹药回红安……

    在董必武的支持和指导下，红安、麻城等地的农民运动蓬勃开展。黄麻起义是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时期的重要武装起义。李先念曾感慨：“我们湖北的革命者，都是董老的徒子徒孙。”黄麻起义是中共建军的主要源头之一，与鄂豫皖根据地后来走出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新四军第二师、第五师等革命武装都有渊源，成为中共夺取政权的主力部队。大别山革命根据地“28年红旗不倒”，董必武厥功至伟。他是从石库门走上天安门的伟人之一。

    董必武晚年生活极其节俭。20世纪50年代末，他年事渐高，常往来于北京与广州之间，途经武昌时住在解放路的武昌饭店。我的祖父曾去看望他。董老身为国家领导人，生活十分俭朴。他每天练习书法，很少用白纸，多用废旧报纸——正面写了写反面，中间练大字，缝隙处练小字，写满了还要当垫子。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本色。

    ■ 恽代英：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

    恽代英，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1915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18年毕业后留校任中学部主任（相当于附中校长）。中共一大北京代表刘仁静，当年就是他的学生。1917年10月，恽代英创立互助社，刘仁静作为中学生加入。恽代英指导其学业，日记中写道：“为养初（刘仁静）改文，告力戒轻躁之习。”

    五四运动期间，恽代英是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我的祖父卢立群与同学胡风、彭年、郑位三等人，都是这一时期的爱国进步青年。恽代英是他们心目中的领袖。1919年，毛泽东到武汉时专程拜访恽代英，对他筹建利群书社的做法十分赞赏，毛泽东回湖南后也创办了文化书社。

    1920年，恽代英开始研究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受陈独秀委托，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考茨基的《阶级争斗》等经典著作。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对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以及《社会主义史》。”恽代英的译著直接影响了一代革命者。

    1923年，恽代英创办并主编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他亲自撰写文章百余篇，用通俗的语言向青年讲解马克思主义。该刊发行量最高达3万份，成为当时青年最喜爱的进步刊物。董必武曾写诗称赞：“抓住青年进取心，手书口说万人钦！”郭沫若说：“恽代英是革命风暴中最矫健的海燕……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中，凡是稍微有点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影响的人，几乎没有。”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恽代英是一个受人敬重的人，他是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具有很强的理论水平，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鼓动家。”

    恽代英曾任广州黄埔军校主任教官、武汉黄埔军校总教官，是中共政治建军和军事干部培训的主要开创者。他担任过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过广州起义中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中共早期的三大武装起义，他参与领导了其中两个。周恩来曾评价：“恽代英是黄埔军校中最有影响力的共产党教官之一。”

    1931年4月，恽代英在上海被叛徒顾顺章出卖。在狱中，他写下“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的诗句。4月29日，他在南京被杀害，年仅36岁。就义前，他神色从容，高唱《国际歌》。

    恽代英与李汉俊、董必武一样，先后参与了思想启蒙、中共建党、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解放、武装斗争等中国早期革命的各个阶段。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他留下了超过300万字的《恽代英文集》。

    李汉俊、董必武、恽代英，三位湖北人，分别在不同的战线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早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多年，从建党初期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新时代的经天纬地。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如今，当我再次走进上海那排青砖黛瓦的石库门，站在那间18平方米的客厅里，我仿佛仍能听见——百年前，那群年轻人，在小小的客厅里，用压低的声音，讨论着一个国家的未来。他们中有湖南、湖北的乡音。

    湖北武汉，作为中国近现代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在这场历史大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湖北人李汉俊提供了“革命的产房”，湖北人黄绍兰提供了博文女校，湖北人董必武创建了湖北党组织，湖北人恽代英影响了一代革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