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匾的两种叙事

□ 长江日报记者蒋太旭

2005年深秋，我第一次踏入刘家山村。在一户农户家看到这块匾时，村民告诉我，这是道光皇帝赐给村里一位进士的。我记下了这个说法，没有深究。21年后，当我站在“刘彬仕故居”正堂，仰头望着那块被擦拭干净的匾额时，一个学术声音意外介入了这段采访。

“这块匾不是道光御笔，是刘彬士自己题的。”

作家裴高才在《武汉文史资料》2026年第2期发表文章考证，从清宫档案、匾额款识、印章比对等维度论证：匾为刘彬士自题，落款“刘筠圃题”，而“筠圃”正是其号。

我把这篇文章拿给村支书刘欣。他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半晌，抬头说：“那不可能。”

“匾上有皇帝印章，怎么可能是自己写的？”他的语气里没有责怪，只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笃定。老村长刘登峰一口黄陂腔：“告老还乡，皇帝赐匾——村里就是这么传下来的。”

我试图解释裴高才的逻辑：刘彬士的号、清宫档案的履历、清代匾额的制式规范……但村民们有自己的逻辑：一块历经日军烧村之劫、保长家火灾之厄而幸存的老匾，就该出身不凡。

采访陷入了一种奇妙的僵局——不是对立，而是平行。

裴高才的考证在学术层面站得住脚。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中，“刘彬士，字辅文，号筱圃、筠圃”的记载清晰。匾额上款“赐进士及第”是功名，“巡抚浙江”是官职，“筠圃”是署名。从制式看，这更像是官员自题乡梓的常规做法。

但村民们的坚持有其自身考虑。“皇帝御赐”承载的不仅是匾的来历，更是一个村庄的尊严与自信。当这块匾从无人问津的旧物变成游客必看的“镇村之宝”，它的“御赐”身份被一次次确认、加固，最终成为集体记忆。在乡村文化生态中，“信以为真”就成了真的。

我拨通了裴高才的电话。这位黄陂籍作家在电话那头笑了：“我理解村民的执着。但历史考证不是为了拆台，而是让‘木本水源’四个字背后，站着一个更真实的人——一个从深山走出去的读书人，告老还乡时，自己提笔写下对故土的敬意。这比‘皇帝御赐’更有价值，不是吗？”

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故居门楣上的题字，写的是“刘彬仕故居”——“仕”是仕途的仕。但裴高才的文章里，以及网上史料中，这个名字都写作“刘彬士”——“士”是士大夫的士。

一个“仕”，一个“士”？我问刘欣，他愣了一下：“我们一直写的就是这个仕。”

这个用字的差异，像一面小小的镜子，映照出历史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形与选择。“士”是读书人的身份标识，“仕”是入仕为官的仕途期许。村民们或许觉得，一个从深山走出去、官至巡抚的人，用“仕”更能配得上他的传奇。这是一种民间的再创造——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为历史人物重新命名。

或许，历史考证的终极目的，不是“求真”以否定“存信”，而是为“存信”提供更扎实的根基。裴高才的考证让我们知道了刘彬士的号、他的官职、他题匾时的真实身份——这些细节不会削弱匾的分量，反而让“木本水源”有了更具体的生命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