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伟
2026年高考录取落幕,一个现象引发关注: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建校不足十年、没有“985”头衔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多省录取分数线超过老牌985,网友戏称其为“984.5大学”。调侃背后,一个深层问题浮出水面:当考生用分数重新排列大学座次时,究竟在丈量什么?
回溯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史,这一变化或可看得更清楚。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20世纪8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提出,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日趋迫切。1995年“211工程”启动,1998年“985工程”诞生——“985”不仅指代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一流大学的国家战略,也成为人们认定高水平大学的权威标识。这些标签迅速内化为社会识别大学质量的通行标尺。
此后二十余年,985高校积累了深厚的学科生态、学术底蕴与校友网络,成为难以复制的无形资本。但随着中国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从“世界工厂”走向“创新高地”,产业结构加速向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迁。劳动力市场渴求具备交叉学科知识、前沿技术视野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定制化”人才。
新型大学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获得认可,不仅因为“年轻”,更因为在办学模式上的探索。它们普遍以产业前沿需求为导向,设置交叉研究中心,模糊学科边界;让本科生从大一起进入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形成“老师引领—项目驱动—平台支撑”的育人闭环。这种灵活、精准的“轻骑兵”模式,与当下产业升级对人才能力的即时需求形成共振。
然而,这一类大学的办学模式高度依赖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的持续巨额投入,依赖小规模、高师生比的配置。它能否从“标杆”走向“可复制”,能否在更大范围内提升高等教育普惠质量,仍有待观察。新型大学像“轻骑兵”,灵活、精准、高效,但高等教育还需要“重装师”,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人文学科的深层滋养、复杂社会问题的综合研判,往往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跨代传承。985高校积累的学科生态、学术底蕴、校友网络与社会声誉,仍是难以在短期内复制的无形资本。
从更深层次看,如果过度强调“产业绑定”与“成果转化”,大学可能成为“企业研发部”;如果以短期经济回报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基础研究的好奇心驱动可能被抑制,人文社科的空间可能被挤压,育人的主体价值可能被消解。新型研究型大学必须服务国家战略,在产业效率与育人长远性之间找到平衡。
[作者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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