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盒七三一》“8·15”首发

    □ 金成民

    今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新书《黑盒七三一》在沪首发。该书依托陈列馆一手史料，系统梳理七三一部队罪证遗存和反人类暴行，披露了作者团队数十年跨国取证的艰难历程，以严谨的考据、真挚的笔触，让尘封的历史真相重见天日。在此摘编书中赴日“跨国取证”部分内容。

    ■ 55名“七三一”队员开口作证

    2000年，为了让尚在人世的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说出真相，我们确定了“跨国取证”方案，先后三次与哈尔滨电视台、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黑龙江电视台组成“跨国取证团”赴韩国、日本等国调查取证，共访问了50余名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及宪兵，搜集了极具说服力的加害者证言，整理资料上百万字。

    2000年7月19日，在公园里一个僻静的地方，篠塚良雄接受了我的采访，面对镜头，他首先说道:“我是七三一部队成员，借这个场合，我道歉。”在这次采访中，篠塚良雄承认了自己以及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实验、细菌战和活体解剖的事实。

    7月20日，我们采访了铃木进。他证实了日本败逃之后，七三一部队大肆屠杀在押“犯人”的事实：“我们撤退时，把剩下的实验者都杀了，尸体摆在第七栋和第八栋楼中间的空地上，烧得一干二净，残骸就堆在我的车上，运到松花江扔掉了，我运送了大约80个人。”像铃木进一样能站出来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人，大多数是七三一部队外围人员，其中少年队员占很大比例。七三一部队中的少年兵群体被称为“七三一少年队”，他们主要是充当人体实验、解剖以及细菌战的助手。由于年龄较小，这些少年兵在接受训练和教育后，能够毫无心理障碍地执行残忍的任务。

    截至今天，我们联系到了310余位原七三一部队队员，这在全员3497人中占比很大，但接受采访的只有篠塚良雄、铃木进等55名原七三一部队队员，他们讲述了自己在七三一部队的亲身经历以及七三一部队的秘密。

    七三一部队的受害者已经全部遇害，如今只剩加害者这个群体掌握最核心的秘密。作为加害者，原七三一部队的队员顾虑重重，他们有的不愿讲，有的不露面，他们整体上持回避、否定、不想认罪、不想面对历史的心态。

    ■ 迟到的忏悔让他解开了心结

    前面说到的七三一部队运输班士兵铃木进，我们后来成了朋友。

    铃木进的妻子叫铃木春房，是七三一部队总务部文书。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铃木进奉命驾驶汽车逃往通化，途中，他感到无望，将汽车烧毁，偕同妻子乘逃难的列车借道朝鲜釜山回到日本。两个人回日本后，沉默了几十年。

    采访铃木进时，每当铃木进说到关键的地方，他的妻子就用手触碰铃木进，提醒他不要再讲了。我一看这么下去不是白来了吗？于是跟中间人协商，看看能不能单独把铃木叫出来。最后，在中间人的说服下，铃木一个人到了宾馆，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

    这次之后，我再去日本的时候，铃木拿出一个信封，他说：“金先生，我非常感谢你，信封里面有3万日元，是给你路上的零花钱，收下吧。”

    我说：“我采访你，应该给你钱才对呀，你怎么能给我钱呢?”

    铃木说：“那不对。你是我的朋友，而且是你给我治好了病。”

    原来，铃木之前总是做噩梦，梦见他曾经运送过的一对苏联母女，小女孩只有几岁大。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这对苏联母女就死在了七三一部队的毒气实验室。苏联母女被毒死的这个画面经常在噩梦中缠绕着他。为了不做噩梦，铃木去庙里祈祷、拜佛，但即使这样，铃木也是好几天、坏几天，照样做噩梦。可自从跟我讲了以后，他就不再做噩梦了。

    是迟到的忏悔让他彻底解开了心结。

    ■ 取证资料成为陈列馆镇馆之宝

    在采访原七三一部队队员大川福松之前，我本已和他达成了共识。可当我们踏上日本的土地，大川福松突然改变主意。他的理由是他不能与身为外国人的我谈论那些过往之事。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们措手不及。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改变既定行程，转而前往其他地方寻觅线索。在回东京的新干线上，每一个人都非常不甘心，于是找到一台投币电话再次联系大川福松，坚定地表达了见面的诉求。也许是被我们的执着打动，他最终同意会面，却提出不能谈及过去的事情。为了能有进一步交流的机会，接受这个条件是当时的唯一选择。

    随后我们长途跋涉，终于辗转来到位于三重县的大川福松家中。起初，交流仅停留在日常寒暄与无关痛痒的话题上，气氛略显拘谨。直到下午5点多，氛围悄然发生了变化。当时大家都感觉没有什么希望了，便适时地对大川福松说，希望他能帮忙推荐一家海边的日本料理店，以便饭后返程。我主动表示由我请客，除了同行的5人外，还有大川福松家人和保姆一起共进晚餐。

    大川福松听说我要请客，他非常高兴，马上安排保姆找到了一家合适的酒馆。用餐时，我们拿出从哈尔滨带去的酒与大川福松一同畅饮，在微醺的氛围中，他的心情愈发放松。或许是大川福松真切感受到了我们的诚意与探寻真相的不易，他终于松口说道：“金先生，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想问什么就问吧。”他终于同意接受采访。

    通过这次来之不易的采访，我们了解到大川福松曾因拒绝执行解剖活人的命令，遭受不给饭吃的惩罚，他最终无奈接受命令。最多的时候，他一天曾经解剖过5个人。由于表现“出色”，七三一部队队长石井四郎把他的军刀赠给了大川福松。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物证线索，但我只被允许远远看一眼这把军刀，并且不允许拍照。在随后的两次见面中，经过多次深入交流，我与大川福松建立起真诚的信任关系，争取到了对军刀拍照、摄像的权限。

    2015年冬，在我的请求下，大川福松终于松口了，同意把军刀赠予陈列馆作为历史见证。大川福松赠予军刀那一天，我专门邀请了加拿大、日本、中国的3名摄影师在现场录像。当大川福松低着头、伸出双手把军刀递向我的时候，在我心中，这一刻不亚于日本战败投降时，日方向中方递交投降书的场景。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通过多次对日本的“跨国取证”，已经收集、整理、保存了超过423个小时的珍贵资料，这些影像资料都是加害者的第一手证言材料。如今，这些影像资料已经成为陈列馆的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