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端稳饭碗”的底气

    □ 王永芳

    明日秋分，昼夜均而寒暑平。在湖北枣阳东郊村，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全国主场，将有丰富的活动铺展在丰收的大地上。我们把目光从正在准备中的节庆现场移开，顺着历史的田垄往回望，发现丰收节就像几千年中华农耕文明凝结成的一个当代回响。

    为什么会有丰收节？因为饥饿的记忆太深，这个节日的第一层底色，凝结着对匮乏的恐惧与对有余的渴望。

    古人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这句话里藏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时序自觉。《礼记·月令》规定每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违背时序便会招致灾害。这套繁复的规范，就像农耕文明在无数次歉收与饥馑中总结出的生存法则。农情奏报制度之所以能在国家治理层面成形，是因为统治者明白：粮食的丰歉，从来不只是农事，更是国事。丰收节在今天被赋予“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本质上是在用一种仪式化的方式，接续古人“顺时而为”的敬畏，把“有余食”的朴素愿望升华为一个民族共同的确认。

    当然丰收节的意义不止于“不饿”。它还像一面镜子，照见中国人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布局的漫长跋涉。

    本期《读+》周刊专访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杨双利，他从中国古代灾荒应对中提炼出“杂”“预”“通”三字，“杂”为的是分散风险，今天对应着大食物观，向森林、海洋、设施农业要热量，不再只盯着水稻小麦；“预”指常平仓、社仓等制度，今天对应着储备调节与产能底座并行，才能在丰歉之间保持从容；“通”是区域协作与全域治理的空间智慧，今天对应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粮食流通升级，物流网络、仓储布局、信息调度越顺畅，流通就越像一种不占耕地的“隐性产能”。

    这三个字共同指向一个判断：中国饭碗的底气，不靠某一年的风调雨顺，而是一套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多维体系。古人用它对抗频繁的自然灾害，今人用它应对更复杂的全球供应链风险。今年丰收节把主场活动放在湖北枣阳这样一个既有稻作传统又有麦作记忆的地方，就像用当代的方式演绎“杂”“预”“通”的新版本，科技、普法、义诊、产销对接，每一项都在为“端稳饭碗”增加分量。

    更深一层，丰收节还回答了一个关于时间的问题：一个农耕民族如何与自然相处？

    秋分被选为丰收节的日子，因为它是“秋收”的时序节点，岁时节令文化对农业文明的主要贡献，在于它细化了年度时间、自然变化与农事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为人们的年度规划提供了参考。丰收节把这种文化传统从田间地头提升到国家节日的层面，等于是在宣告：中国人依然按照自然的节奏安排自己的生活，依然尊重那片土地的生长周期。

    所以，为什么会有丰收节？因为一个经历过无数次饥荒的民族，需要一个日子来安放对“有余”的感恩；因为一个正在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农业强国转型的国家，需要一个节点来审视粮食安全的底线；因为一个把“顺时而为”刻进文化基因的文明，需要一场仪式来确认自己与土地、与时间、与自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