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智慧叫“发包”

    □ 王永芳

    家里装修那会儿，朋友给我介绍了包工头老张。第一次见面，我跟老张讲：第一，活儿按这个标准干；第二，钱按这个节点付；第三，干好了尾款多给1000，干砸了返工的钱从你工钱里扣。我想明白了：我把活包给他，要的是结果，过程让他自己安排。老张听完嘿嘿一笑：“你放心，干不好我在这片儿还怎么混。”

    果然他干得不错，还主动帮我补了两处我没发现的小毛病。

    生活里这种事不少。当妈之后，体会尤其深。孩子写作业，我坐在旁边盯，她烦，我累，最后两个人都崩溃。后来我换了个思路。我跟她约定：9点之前写完，写完剩下的时间归你，画画、看动画片都行；写不完，明天自己跟老师解释。我只负责9点检查结果。

    后来她写得快了，因为她知道那是“她的事”，不是“妈妈的事”。

    家里请阿姨打扫，我也不会盯着她先擦哪儿后擦哪儿。说清楚：哪些地方必须搞干净，做完我检查。怎么做，她自己安排。生活、工作事情纷杂，要把有些任务分出去。

    本周，《读+》周刊专访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周黎安，他讲“发包”，也是这个道理：分的是事务，统的是权力。把执行权放出去，但目标设定权、验收权、奖惩权，一样没丢。

    我们这代女性，容易掉进一个陷阱：以为凡事必须亲力亲为才算负责。职场上怕被人说“不称职”，家里怕被人说“不是好妈妈”，于是把自己活成了一支队伍——工作要盯、孩子要管、家务要抓、老人要顾。最后呢？自己累得半死，身边人还觉得你控制欲强、不信任人。

    “发包”的智慧，是你越信任别人能干好，别人越可能干好；你越把该放的放出去，你越有精力管住真正该管的事。承认自己不是全能的，也相信别人是有能力的。

    当然，“发包”不是当甩手掌柜。

    周黎安讲得很清楚，行政发包制之所以能在中国延续2000年，是因为它始终守住了三条底线：第一，权力不散。承包者拿到的是执行权，不是所有权。他可以因地制宜，但不能把地盘变成自己的；第二，结果可考。发包方保留验收权和问责权。干得好有激励，干不好要担责；第三，随时可收。发包方保留剩余控制权。平时不干预，但关键时刻能插手、能收回、能换人。

    中国历史上，把“发包”用好的时候，国家就持续发展；“发包”退化成分封，或者收权收到僵死的时候，就出问题。汉初郡国并行出了七国之乱，唐末藩镇割据几乎倾覆大一统，这是“发包”失控的教训。反过来，宋代把地方长官的权力拆开、分设通判和转运使，不是不“发包”了，而是把“发包”重新拉回体系之内。智慧的要点，是“怎么发、发多少、发出去之后怎么收”。

    我后来跟老张熟悉了，他跟我说：“我愿意接你的活儿，因为你事少，但钱清、话明。最怕那种天天来、天天改、最后还赖账的。”我说：“我也怕那种什么都答应、最后什么都干不好的。”

    说到底，“发包”体现对人性的理解、对分寸的把握、对自己能力边界的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