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雪山顶转眼痛失数十名战友

    □ 长江日报记者张奕宁

    九峰山烈士陵园，松柏苍翠。每年清明，雷立宪都会带着儿孙来这里祭扫父亲雷震和母亲李爱民。孙子在作文里写下太爷爷太奶奶的故事，研学时还专程去了娄山关。

    9月14日，长江日报记者在武汉见到了雷震将军的女儿雷立宪。她今年72岁，在家里排行老七。

    雷立宪拿给记者一份42页、共18章的雷震口述回忆录，里面记录着父亲的革命故事。

    ■ 不当连指导员，先当战士

    1906年，雷震出生于湖北黄陂尹家冲湾的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据雷震口述回忆录记载，他父亲常年在汉口码头做苦力，母亲靠织花边、缝补、浆洗维持一家生计。

    “父亲回忆，小时候家里终年靠野菜和大麦糊充饥。”雷立宪说。雷震仅一岁半的弟弟饿死在母亲怀里。

    雷震8岁那年，母亲因常年劳累病故。他被大伯收留，每天放牛、砍柴。10岁后，他又跟着四叔，到离村子十几里远的地主庄园种庄田。冬天赤脚下田，他脚上的冻疮一道道裂开，疼得钻心，十三四岁时，他已挑得动100多斤的担子。可一年辛劳下来，到年终交完租子，仍两手空空。

    长大后，雷震在染坊、裁缝铺当过学徒，出师后找不到稳定活计，只能四处流浪。雷立宪说：“父亲告诉我，那个时候他常去姐姐家‘偷偷要饭吃’。”但次数太多，雷震也不好意思了。

    1929年春节前后，雷震听说家乡“闹共产党”，又听说“跟着共产党就有饭吃”，便决定回乡寻找共产党。“那个时候我父亲就是个穷小子，没有多高的思想觉悟，一听有饭吃，就去找共产党了。”

    回乡第3天，雷震就遇上了共产党领导的赤卫队。因刚从汉口回来，雷震一度被误抓。赤卫队查明其身份后，准备放他回家，没想到他坚决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

    雷震告诉赤卫队的人：“我已经没有家了，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共产党。”就这样，他被留下当了交通员。同年8月，雷震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雷立宪告诉记者：“父亲入党时已经23岁了，虽然识字不多，但接受新知识很快，思想觉悟也提高得很快。”

    入党后，雷震逐渐明白，参加革命不只是单纯地打土豪、分田地，更是为了让和自己一样的劳苦大众摆脱贫困、争取解放而奋斗。1930年2月，雷震参加红军，后被编入红4军12师36团3营9连。

    雷震曾回忆：“虽然红军生活很艰苦，但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我要求永远跟着共产党，革命到死绝不回头。”

    参加红军时，雷震已担任乡苏维埃的主席，组织原本打算让他直接担任连政治指导员，他却认为自己对部队还不熟悉，要求先当战士。不久后，他从副班长成长为连政治指导员。

    ■ 尖刀连打到最后剩30多人

    “我父亲一生打过不少硬仗，重伤3次。”雷立宪说。1932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红四方面军第12师第36团奉命从麻城撤围，驰援黄安（今红安）。

    8月11日清晨6时许，部队赶到黄安县城外，刚埋锅做饭，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得知敌军已向黄安进攻，紧急部署36团率第2、第3营立即出发阻击。第3营担任全团前卫，9连为尖刀连，走在最前面。

    部队在黄安县城以西20余里的冯寿二丘陵地带与国民党军卫立煌第六纵队迎头遭遇。据雷震口述回忆录记载，敌军人数超千人，装备精良；红军每营不足300人，大部分战士使用旧式步枪，每人子弹3至5排，手榴弹3至4枚。敌我力量悬殊。

    上午10时左右，战斗打响。敌军凭借炮火和机枪掩护，穿过稻田向红军阵地逼近。待敌人进入射程，红军突然开火，前排敌人成排倒下，后面的敌人又涌上来。弹药打光了，战士们索性跃出工事，抡起大刀、挺起刺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雷震生前回忆，战士们大喊“杀——嘿”，与敌人反复冲杀十余次。

    雷震身负重伤，仍带领全连坚守阵地，并不断重申战场纪律：活不缴枪，死不丢尸，轻伤不下火线；干部负伤或牺牲，由下一级干部接替；如果干部全部倒下，就由战士自主报名代理。

    激战至下午4时，36团已鏖战数小时，疲惫之际，1营赶到增援，全团发起反攻，敌军溃退。战斗结束时，雷震所在的9连，连同轻伤员在内仅剩30多人。

    “父亲不怕牺牲，作战十分勇猛。”雷立宪说。正是这股猛劲，雷震在战火中不断成长。长征时期，他历任红9军第27师第79团政治委员、师参谋长。

    ■ 牺牲的同志或站或坐，像活着一样

    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向西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行动。雷震生前写道：“我们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听到这个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在四川苍溪等地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由此踏上长征征程。1935年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包括红9军、31军、33军。

    “父亲生前说，长征途中的艰难困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要想甩掉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大追兵，就必须走一条常人无法通过的险途——翻越高耸入云的大雪山，跋涉渺无人烟的草地。”雷立宪说。

    然而，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格外曲折艰险，三过雪山草地，一路行军作战，付出了巨大牺牲。

    “父亲生前不常向我们讲他的故事，但有次爬雪山的经历，他讲过很多次。”雷立宪说。

    夹金山位于宝兴西北、懋功以南，海拔4000多米，常年积雪。当地藏民称大雪山为“神山”，认为除了神仙，连鸟也难以飞越。

    雷震时任红9军第27师第79团政治委员。翻越前，藏民告诉了他三条规矩：要夜间通过，白天风雪大，难以翻越；途中不能大声喧哗，以免“惊动山神”；无论多累，人、马都不能停下来休息。

    在战士们看来，这些说法带有迷信色彩。雷震认为，宁可信其有，也不能拿战士的生命冒险。他反复动员，要求全团严格遵守。第二天下午，部队开始登山。山风裹着雪花，寒气逼人。单薄的军衣难以抵挡严寒，越往山顶走，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发困难。有人头晕腿酸，一步一停；有人实在走不动，坐下来休息，便再也没有站起来。

    “牺牲的同志，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在黑暗中看，仍像活着一样。”雷震写道。

    天亮时，第79团终于登上山顶。劫后余生的战士们一阵兴奋，很快忘记了此前的约定，有人欢呼、唱歌，甚至朝天空鸣枪。

    风雪骤然袭来。狂风裹挟着冰雹，部队顿时陷入险境。据雷震回忆，不到半小时，全团有三四十人伤亡。

    “父亲后来才知道，这哪是什么惊动山神，是因为山高空气稀薄，气候瞬息万变。”雷立宪说。

    经过3个多小时紧急转移，伤员和被困人员才转至山脚下一处草地。看着并肩作战的战友倒在雪地里，这位平日不轻易落泪的硬汉，放声痛哭。

    “父亲从小生活在南方，哪懂得冻伤后不能立即烤火。”雷立宪说。

    看到冻伤战士瑟瑟发抖，雷震心疼极了，立即让人砍来柴火，在伤员周围生火取暖。这一幕被刚下山的朱德总司令等人看到，雷震随后受到批评，还差点挨处分。朱德看到雷震双手有枪伤，又得知团长负伤就医，遂向他讲解冻伤救治方法，并要求妥善掩埋牺牲战士。

    “直到晚年，父亲始终忘不了这次经历。每当提起，他既感念朱总司令的恩情，又满心愧疚，眼里泛着泪光。”雷立宪说。

    翻越雪山之外，日夜行军也是雷震生前向儿女讲过的难忘往事。

    “父亲说，为了躲避敌军围追堵截，部队必须不停赶路。碰到山就爬山，碰到水就涉水。”雷立宪说，他们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反正一个跟着一个，晚上也要急行军。

    “摸黑赶路，最怕的就是前面的脚步声突然消失。”雷立宪回忆，父亲曾说，队伍行进中，一旦前方突然没了动静，大家就知道遇到了险情，只能绕道而行，继续赶路。

    就这样，一路上不敢停下来。抵达宿营地清点人数时才发现，队伍少了不少人。

    ■ 回忆往事，心情沉重到吃不下饭

    记者采访雷立宪的地方，正是雷震晚年居住的寓所。房屋1999年翻修过，走进一楼，正中挂着雷震夫妇的照片。

    雷震与李爱民在延安结婚，育有9个子女。孩子们的名字颇有时代特色——1944年在延安出生的大女儿取名“延平”，寓意“渴望祖国早一天和平安宁”；后来出生的弟弟妹妹，名字也大多与时代有关：光复、胜利、国庆、汉生、新建、立宪……这些名字，寄托着雷震对国家和民族的美好期盼。

    雷震不善言谈，话很少。关于自己走过的革命岁月，他很少向子女提起。今年82岁的长女雷延平住在合肥，雷立宪通过视频连线姐姐，谈及父亲的长征经历时，雷延平摇了摇头：“父亲生前很少讲这些事。有时候，我们看到他望着窗外叹气、发愣，就知道他可能又想起了那些往事。”

    那些埋在心底的过往，也只有在国庆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等特殊日子，或者观看有关革命影视剧时，才偶尔露出一角。

    有一次看电影《万水千山》，孩子们问：“长征就是这样的吗？”雷震点点头，又说：“比这个更苦。”

    1982年，为留下革命史料，原武汉军区后勤部组织老红军口述革命经历，雷震听说后很配合。组织上让雷延平从合肥回武汉，为雷震记录。那年，雷震76岁。

    雷立宪记得，每当讲到激动处，父亲就“满脸涨红”，不得不停下来休息。“每次口述完，他的心情都很沉重，饭也吃不下。”雷立宪回忆，父亲说：“身边的战友、领导都不在了，亲眼看着他们在战场上牺牲，一回想就很难受。”

    这次口述前后用了两个多月，最终整理成18章、42页的文字记录。

    1993年4月，雷震在武汉逝世，享年87岁。

    遵照父亲遗愿，家人将部分骨灰撒在湖北黄陂木兰山。这里是他的家乡，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

    在那里，家人种下一棵松树，四季常青。

    对雷震的家人来说，这棵树寄托着对父亲的怀念；而父亲留下的革命荣誉，则承载着他为祖国奋斗的革命岁月。

    2017年，雷震的子女将父亲生前获得的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我们相信，父亲的荣誉在那里，父亲的精神在那里，无数革命先烈的英魂也在那里。”雷延平说，“那里，是它们最好的归宿。”

    【故事】

    ■ 两次折返背伤员过江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翻秦岭、渡汉水、越巴山，历时两个多月，于12月下旬进入川北，开始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雷震生前回忆，两个多月的西征路上，前有杨虎城部队和川军阻截，后有敌军追击，“天天打不完的仗，行不完的军”。

    一个寒冬的黄昏，红四方面军刚翻过秦岭，到达汉中平原的汉水岸边。江水宽约二三里。浅滩处已结起冰凌，中间水流湍急，波涛像猛兽般吼叫。战士们穿着单薄的衣服，面对几乎没过胸膛的江水，一时望而却步。

    “同志们，我们在战场上比赛杀敌打胜仗，今天来个渡江竞赛吧！”雷震喊道。

    说完，雷震和连长率先脱下衣服，跳进冰冷的江水。战士们紧随其后，把衣服顶在头上，枪支弹药高举过肩，伤员包扎好伤口，以班为单位，手挽着手向前渡江。

    江水湍急，越往江心越深。走在雷震前面的两名伤员被急流冲得失去重心，雷震先后两次折返，将他们背过江。

    部队默默前进。忽然，人群中响起歌声：“鸡子叫来狗子咬，红军哥哥回来了……”

    歌声越来越响，压过汉水的波涛声。上岸后，战士们湿透的衣服结了冰，硬邦邦的，不少人的腿脚也在蹚水时被冰屑、石块划出一道道血痕。

    这次夜涉汉水，也在雷震身上留下了终身的印记。“我的小腿由于静脉曲张，在长时期内，逐渐形成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就是过汉水时留下的纪念。”雷震生前说。

    “我父亲身经百战，身上留下了很多伤。大腿、胳膊上都有弹孔留下的凹痕，右手小拇指也因负伤一直弯曲，无法伸直。”雷立宪伸手演示父亲小拇指弯曲的样子。

    新中国成立后，雷震被评定为二等甲级残废。

    ■ “在他面前，我们就是兵”

    在子女眼中，雷震是一位极其严格的父亲。

    “父亲不爱说话，一般人都跟他说不上话，语言特别短。”雷立宪说。

    “我们家训非常严格。第一，任何时候都要跟着共产党走；第二，一定要搞好本职工作；第三，生活一定要艰苦朴素。”雷立宪说，父亲要求子女上班不许迟到早退，不许睡懒觉；虽然家里请了阿姨，但子女必须帮忙洗碗、打扫卫生、扫院子。生活细节上，雷震也管得很严，“吃饭不能讲话，阿姨做什么吃什么”。

    “在我们面前，他就是首长，在他面前，我们就是他的兵。”雷立宪说。

    雷立宪被送到山西野战医院当兵时，条件艰苦，她想通过母亲让父亲找关系调回武汉军区。“父亲当场拒绝，说哪有这种事情，到部队去就要好好干，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定要干好。越艰苦越要干，哪还搞什么调动？”母亲只好写信给女儿，信中说：“你安心服役吧，这个事办不了。”

    雷立宪心里也有委屈。可日子久了，她慢慢明白了父亲那份严厉背后的深意。“他管得严，是怕我们走歪路，是希望我们靠自己站起来。”

    她说，父亲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对子女是有爱的。如今再回头看，她越来越理解父亲当年的用心。“我们这一代人，能吃苦、能自立，跟父亲当年的教育分不开。现在想想，真的要感谢他。”

    （长江日报记者张奕宁）

    【将军年谱】

    雷震（1906—1993），今武汉市黄陂区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12师36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红9军27师79团政治委员、师参谋长、团长，红四方面军第4局第1科科长等职。参加了长征。

    抗战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3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山西游击第10团团长、八路军129师386旅16团团长，太岳军区中条山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吉林军区副司令员、吉北军分区司令员、吉林省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第45军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48军副军长、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福建省军区司令员。

    本版照片均由长江日报记者高文举拍摄（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