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实现“群龙得首”

    □ 罗平汉

    【编者按】 本书是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原主任罗平汉教授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撰写的一部通俗理论读物。书名源自朱德1961年7月1日发表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组诗，其中的《遵义会议》一诗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在此摘编书中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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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能够实现历史转折，还得益于会议巧妙地避开一时难以说得清楚的政治路线问题，而集中解决当时最迫切、最关键，也是容易引起共鸣、达成共识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

    关于政治路线问题，遵义会议决议认为“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193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致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的电报中也指出：“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对于遵义会议为何只集中讨论军事路线问题，而肯定会前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周恩来曾就此解释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自然有很多原因，如实行“左”倾土地政策与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企图以弱小的红军攻取大城市、统一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等。但是，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军事上打了败仗。中共临时中央来到中央苏区后，一系列的挫折首先体现在军事上的失利，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越打越被动，最终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

    长征初期，虽然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蒋介石设置的前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于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若非毛泽东极力主张转兵贵州，中央红军恐怕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只有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红军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军内形成了共识。

    暂不涉及政治路线问题，而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十分重要。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成熟的党中央的体现。如果在遵义会议上讨论并试图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就会涉及许多的事与许多的人，不但耗时长，而且牵涉的人多。

    因此，对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4年间政治路线的评价问题，遵义会议上作了正面肯定，这对当时维持党内团结十分重要。在随后过草地的过程中，张国焘曾以要讨论这几年政治路线问题为由做文章，企图否认遵义会议的成果，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以遵义会议已对政治路线作了结论为由予以回应，使其企图不能得逞。这个问题，直到延安整风时，由于条件已经成熟，才提出并作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