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要勇担全国性枢纽集群“群主”

    □ 长江日报记者刘海锋 黄师师

    过去看一座城市的枢纽地位，习惯看几个数：机场吞吐量、港口集装箱量、高铁开行对数。但刚刚公布的《综合交通枢纽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规划》在明确加快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四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之外，又提出“因地制宜发展以国家枢纽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性枢纽集群，培育长江中游、中原等枢纽集群，织密国际、区际、城际多层次设施服务网络”。同时，《规划》在“国家枢纽城市布局和建设要求”中明确提出，支持武汉等基于国家赋予的特定定位，拓展面向特定方向的国际链接。由此可见，“国家枢纽城市”武汉在综合交通枢纽发展和建设上有了全新的奋斗目标和方向，那就是——奋力挺进“全国性枢纽集群”，勇担集群“群主”发展重任。

    对长江中游枢纽集群，《规划》的部署集中在协同运营：提升武汉、长沙、南昌区域航空枢纽和鄂州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功能，共建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加强沿江捎带合作，共享船期安排，加密江海联运航线。协同、共建、共享——这些表述指向同一个问题：枢纽之间的流量如何组织、设施如何衔接。

    从“设施建起来”转向“体系转起来”，对武汉而言，枢纽建设挺进新赛道。

    ■ 武汉吸引全球货源集结

    10月27日凌晨，吴家山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一列满载湖北产汽车和零部件的班列驶出，目的地是欧洲。

    经过“十四五”时期建设，武汉已具备较为扎实的通道基础：“超米字”高铁网与“一环八向”货运网双轮驱动，中欧班列（武汉）连续三年开行超千列；天河机场与花湖机场一客一货功能互补，今年全国每新增10条国际货运航线，就有1条落在武汉都市圈。

    但集群时代的枢纽竞争不在“有没有通道”。《规划》的要求是：提升集群中转集散组织作用和运行协同水平。

    “组织”和“协同”是抽象的，落到武汉，检验标准很具体：有没有外省的货愿意来武汉集结。

    集结不只是线路的集结，更是货源的集结。以中欧班列华中区域集结中心为例：该中心2025年获批，今年上半年，累计发运中欧班列（武汉）520列，货值突破102亿元、同比增长14.32%，其中，外地货源占比已超过一半。

    “流量组织”还有另一面：让全国甚至国外的货愿意借道武汉中转。

    在阳逻港，集装箱从货轮卸下，装上无人集卡运往1.5公里外的铁路专用线，全程不到15分钟。一批沃尔沃汽车零部件从比利时安特卫普经上海水运到武汉，再转铁路去成都，每标箱全程运费8227元，比公路低4773元、比铁路低1151元。运费更低、时效可控，是货主选择在武汉中转的直接原因。

    《规划》对武汉的要求正是“拓展面向特定方向的国际链接”——西向欧洲中亚、南向东盟、东向日韩几条已有基础的轴线，且“链接”不只是“连通”，而是把揽货、集拼、分拨、通关的组织权握在手里。通道打通之后，真正的考题是谁来组织流量。

    ■ 四城“组队”参与全球竞争

    此次《规划》延续了四大国际性枢纽集群的“第一梯队”，同时在“全国性枢纽集群”层级上明确培育长江中游和中原两个集群。这与“十五五”规划纲要把长江中游城市群明确为四大城市群之后的“第五极”，在逻辑上一脉相承。城市群要成为增长极，枢纽集群必须先行。没有高效率的人流物流组织能力，产业梯度转移、要素跨区域配置就缺少物理支撑。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济学院院长郝爱民有一个判断：过去，“枢纽城市”的逻辑是单点做强，但单个城市的处理能力、航线资源、产业腹地终究有限；集群化的本质，是通过城市组团把口岸功能、航空运能等组合起来，形成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单元。

    放到武汉身上，这个“能力单元”不是武汉一座城市的能力，而是武汉带着鄂州、联动长沙、南昌，在长江中游组织流量、配置货源的能力。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规划》既把武汉列为需要“拓展面向特定方向的国际链接”的国际性枢纽城市，又把武汉、鄂州、郑州、长沙打包成一个“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来建设。

    四城“组队”不是行政意义上的“归堆”，四个城市在中部腹地互相补位、互相喂货，才有可能在内陆形成一个有全球组织能力的寄递网络节点。

    但集群不是一纸规划就能自动生效的。长沙理工大学智能交通与现代物流研究院院长卢毅直言，当前突出的短板之一，是省际规划衔接松散、枢纽同质化布局、项目分头建设。几个城市如果各建各的货站、各开各的班列、各抢各的货源，集群就会退化成“拼盘”。集群的红利来自错位与互补，而不是规模的简单相加。

    ■ 从“设施建起来”到“体系转起来”

    过去武汉枢纽能级的跃升，主线是“补短板”：高铁通道一条一条打通，航运中心一年一年上量，航空口岸一座一座打开。

    到了“十五五”，重心正在从“设施建起来”转向“体系转起来”，从“单点吞吐量”转向“集群组织力”。对武汉而言，新的考题是“通道打通之后，货能不能留下来、企业能不能聚过来、集群能不能在更大范围里组织流量”。

    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方面，其价值不在于一年开多少列，而在于能不能把华中腹地的货源组织权、线路集成权、通关服务能力攥在手里。今年上半年外地货源占比超过一半，说明“集结”已经起步；能否稳定下来、扩展到更多品类和方向，才是关键。

    天河机场和花湖机场“双枢纽”方面，花湖机场上半年月均货邮量居全国第三，下一步要看，这种强度能不能反哺天河的国际客运网络，让客货两场从地理组合变成运行组合。

    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方面，阳逻港今年上半年进出口集装箱31.1万标箱，居长江中上游首位，底子不错。但“首位”之后，武汉能不能在长江中上游的港口协同中扮演“组织者”——沿江捎带、共享船期、江海联运的机制能不能真正跑起来，才是集群给武汉出的下一道题。

    从武汉看全国，枢纽集群时代的竞争，已经不是谁大谁赢。四大国际性集群有沿海开放和全球网络的历史积累，长江中游枢纽集群的机会，则在于内陆市场的纵深、多式联运的组合空间，以及“就近组织、就近分拨、就近出海”的战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