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 实习生汪婧雯
“我写这封信,是想向您,以及所有铭记并愿意缅怀我父亲的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谨代表他向你们致谢……”
11月14日,武汉市政府原参事陈勇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向长江日报记者出示了一张16年前从大洋彼岸寄来的信笺。写信人是艾伦·罗伯特·鲍因顿的儿子。
艾伦·罗伯特·鲍因顿,一个让武汉人找了20年的名字。
时间倒回到1938年武汉沦陷前后,东湖之畔的武昌卫生疗养院(后更名为东湖卫生疗养院)先后涌进两万多名前来避难的中国百姓。护住他们的是两位美国人。百姓不知道他们的全名,只按旧时对外国人的叫法,唤他们“米洋人”“鲍洋人”。
88年过去,当年在这里避难的亲历者大多已不在人世。一群武汉人循着上辈人的口述,找旧址、翻史料,找到这两个外国人的名字——哈利·威利斯·米勒尔和艾伦·罗伯特·鲍因顿。他们都是美国医护人员。
通过持续20年的寻访,这群武汉人还原了两位美国人保护武汉难民的故事,并向政府申请对东湖卫生疗养院旧址开展抢救性保护获批,东湖卫生疗养院主体建筑挂上了“不可移动文物”的牌子。
■ 随口一句话,揭开一段“消失的历史”
陈勇说,得知武汉人在寻找其父亲在武汉救助难民的历史,2010年11月14日,“鲍洋人”的儿子、时年81岁的小鲍因顿特地致信表达感谢。
在陈勇看来,表达感谢的应该是武汉人。可惜写完这封信后不久,小鲍因顿便去世了。“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代表武汉人前往‘鲍洋人’墓地表达谢意。”陈勇说。
“那片是难民营,前后收留了两万多人。”2006年秋,时为东湖风景区工作人员的陈勇在研究“海光农圃”历史时,附近黄鹂小区居民张太婆随口说了这句话,让他愣住了。武汉抗战史从来没有提过这么大的难民收容点。他追着老人问细节,老人讲得非常具体:那时候大家躲在里面缺衣少食,全靠一个外国人四处张罗。
随后,陈勇陆续寻访到毕子谦、袁秀英、周荣亨、何国慈4位难民营的亲历者,他们都提到“鲍洋人”,也有人说起“米洋人”。“美国人开始给我们发点米,后来就煮稀饭,每天两次用板车推着一个大木桶定点送。”2010年,时年81岁的毕子谦老人曾向陈勇回忆自己9岁时的经历。当时82岁的袁秀英老人也印证了上述说法:“我们没有吃的,‘鲍洋人’他们就给每个人发一个洋瓷碗,一人一碗稀饭。”
“光有口述还不够。”陈勇又去翻查地方志,本地史料里都没提及这段往事,只零散提到东湖边有个卫生疗养院曾收治过病人。
陈勇不放弃,继续找,最后在湖北省图书馆翻到一本1943年出版的小册子《武昌事变救济难民事业实录》。书里记载卫生疗养院收容了两万多名难民,连给难民发放了多少大米、多少食盐、组织大家打防疫针的细节都有记录。“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这本书出版时离事发才隔5年,属于非常近的一手记录。”陈勇说。
在网友的帮助下,陈勇给小鲍因顿发出一封邮件,讲述了他们寻找“鲍洋人”的故事,表达了武汉人感谢“鲍洋人”的心愿。不久,81岁的小鲍因顿给陈勇发来电子邮件,回忆了他和父亲在武昌卫生疗养院的故事。
不久,小鲍因顿因病去世,寻找再次中断。
■ 很多老武汉都记得“鲍洋人”,后来又找到了他背后的“米洋人”
“鲍洋人”是谁?查阅史料都没有这个外国人的全名。当年的亲历者那时还是孩子,只会跟着长辈叫“洋人”“鲍洋人”,谁也不知道他的全名。
得知有人在查找“鲍洋人”的事迹,在徐家棚居住的冷先生自述见过鲍洋人,而且告知陈勇,他在九江的哥哥与鲍洋人有过交集。冷先生的哥哥抗战时期在武汉见过“鲍洋人”,抗战胜利后又在上海和他打过交道。老人凭着记忆,给陈勇拼出了“鲍洋人”的英文名字:Boyenton(鲍因顿),他当时是武昌卫生疗养院的总务。
对“鲍洋人”的找寻引起武汉学者重视,他们也投入这场寻找中。江汉大学副校长、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李卫东教授带领团队对卫生疗养院历史进行了考证,还派人前往美国搜集资料。
“‘鲍洋人’背后还有个‘米洋人’,‘米洋人’是疗养院院长。”李卫东介绍,“米洋人”名字叫哈利·威利斯·米勒尔,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普通家庭,长期在中国从事医疗工作,擅长甲状腺手术。
“为什么那么多人往卫生疗养院跑?答案藏在屋顶上。”李卫东介绍,武汉沦陷前后,卫生疗养院中方人员全部撤离,只剩美籍人员留守。当时美国属中立国,米勒尔让人在楼顶醒目标示美国国旗,日机驾驶员在空中看得清清楚楚,便不把这里列为轰炸目标。
武汉沦陷后,米勒尔凭院长身份多次去日军司令部交涉,迫使日方同意贴出告示禁止日军进入卫生疗养院区域。
米勒尔传记《中国医生》是江汉大学团队在美国找到最重要的一本史料。该传记由雷蒙德·S·穆尔撰写,书中内容全部来自米勒尔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他的个头比同伴高出一大截,日本兵根本拗不过他,硬闯的日本兵都被堵了回去。”李卫东告诉记者,这是他在米勒尔传记《中国医生》中看到的印象最深的一段。
翻译此书的江汉大学教授周昕介绍,米勒尔在武汉沦陷期间管理着卫生疗养院,每天像“市长”一样忙碌。
《中国医生》第23章的标题是“市长”米勒尔,讲述米勒尔管理着武昌卫生疗养院,接纳病人、难民、中国伤兵,为两万多人筹措米、面、盐,维持难民生活。据《中国医生》记载,“周围经历了400次轰炸,但没有一次轰炸到卫生疗养院”,工作人员说米勒尔让人在屋顶涂画的美国国旗起了关键作用。
■ 卫生疗养院还未正式完工,就紧急庇护中国军民
据《中国医生》记载,米勒尔1935年募集25万银圆,在东湖海光农圃牌坊(今听涛景区)附近,兴建武昌卫生疗养院。医院占地600余亩,其中部分土地是向海光农圃主人、被誉为“东湖之父”的周苍柏先生借用。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徐炳三教授对武昌卫生疗养院的创设及其战时医疗救济活动展开了研究。他描述,该医疗机构下设内科、外科、妇产科、放射科等,这里的建筑具有防火性能,规模是当时上海卫生疗养院的两倍,并且配备发电厂和自来水系统,采用最新的医疗设备。由于建筑规模过大,即使经过两年的赶工,七七事变后仍是一片“毛坯”。
1937年6月,米勒尔由上海卫生疗养院调到武昌卫生疗养院任院长。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政府机关、工厂、文化机构相继迁入武汉,大量难民也涌入武汉,这座还没准备妥当的卫生疗养院就迎进了首批伤兵和难民。
记者在一份英文刊物中找到了1938年6月16日米勒尔撰写的通讯稿:“武汉疗养院(记者注:武昌卫生疗养院)和诊所还没有正式开放,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一直在应对紧急情况,照顾受伤和受苦的士兵和难民,并利用我们贫乏的设施,尽可能地筹集资金以增加我们的服务。”
1937年11月,米勒尔连夜潜回已经沦陷的上海,躲过巡街的日军,翻墙摸进上海卫生疗养院搜寻医疗设备。他还遇到了从前的护士,带着她们和搜寻到的物资一起返回。幸运的是,他随后还在南京附近的教会学校发现了医学院遗留的大批设备,将它们一并装船运到汉口。
米勒尔在通讯稿中还写道:“武汉将成为中国抗战中最杰出的城市,不仅作为一个军事基地,而且作为人民群众,尤其是前线的伤员,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的聚集中心。”
《武昌事变救济难民事业实录》记载了武昌卫生疗养院救济概况:1938年10月26日,武昌城关及近郊居民,扶老携幼投奔疗养院躲避日寇炮火,数日间汇聚两万余人。疗养院筹集大量木板给难民搭建帐篷,还给难民打防疫注射……
■ 坊间传说中的旧址挂牌“不可移动文物”
除学者外,也有普通市民参与“米洋人”“鲍洋人”的寻找中。2019年春,武汉光谷康桥高中联合创始人施叔范去香港开会,遇到美国人罗伯特·克里斯滕森,他就是当年武昌卫生疗养院医疗助理杰拉尔德·E·克里斯滕森的儿子。罗伯特对施叔范说,父亲原本是湘雅医院医护人员,长沙遭遇日军轰炸,父亲就转移到武汉,来到武昌卫生疗养院做米勒尔院长的医学助理,“武汉沦陷前后这家医疗机构保护了两万多中国人”。
“我在武汉长大,从来没听说过这段历史。”起初,喜欢历史的施叔范并不相信这位美国人讲的故事。
回到武汉,施叔范拿着罗伯特·克里斯滕森给他的几张旧照片,绕着东湖按图索骥,经过比照,他找到了掩映在东湖听涛景区的武昌卫生疗养院旧址。“究竟是不是真的呢?若是真的,不应该被武汉人忘记。”施叔范带着疑问,走访了华中师范大学、江汉大学,很快跟陈勇、李卫东团队等建立了联系,并加入寻访。
随着武昌卫生疗养院的历史拼图越来越完整,江汉大学向武汉市政府提交对其开展抢救性保护、研究宣传美籍“中国医生”米勒尔的请示,获得许可。
2023年,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副教授王耀多次前往东湖卫生疗养院旧址勘查,武昌区文旅局正式将该处挂牌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王耀告诉记者:“目前旧址核心主体建筑修缮工程已启动,建筑物内部破损将获修整,主体建筑外立面基本保留。”
11月5日,记者看到,东湖卫生疗养院旧址已建起绿色围挡,工人们正对这栋4层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
经过20年的努力,那段停留在老人口中的“记忆”,在一群武汉人的寻访下越来越清晰。李卫东说,东湖卫生疗养院的旧址已经获得保护,他们将进一步研究这段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反抗法西斯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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