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
长江日报 2026年11月1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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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客与归人

    黎黄陂路咖啡一条街(水彩)

    张敏耀 作

    □ 於可训

    1

    我在武汉已经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算不算武汉人,我不知道,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的人生已融入了武汉的生活,我眼中的武汉,也像我的人生一样,在不断发生变化。

    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是跟武汉有很深的渊源的人,有的是有根有底的老武汉,有的是为武汉的发展作过贡献的有功之臣,有的是亲历武汉山水人文、遍尝武汉珍馐美食的高士逸人,再不济,也是在武汉出生、武汉长大的。

    跟这些朋友相比,我什么都不是。我和我的家人,都不是地道的武汉人,只是武汉的过客和边缘人。我父亲20世纪40年代在武汉念书,是那时大学生中的地下党,身份暴露后转移到部队,转业后只在武汉做过短时间的停留,就进了大西南,以后除了晚年到我家做客小住,就再也没有在武汉久留。我的两个女儿漂泊海外,虽然是在武汉出生、武汉长大,武汉现在也只是她们的客居之地。甚至连我妻子的家庭,老辈子虽有人在武汉生活过,但他们的祖籍有的现在才归属武汉,有的离着武汉十万八千里,她的父母从武汉迁到黄州前,也只是躲避战乱时在武汉寄住,天下太平了,便离开武汉到外地谋生。可见我家的许多人,都是武汉的过客。

    我个人虽然在武汉生活的时间较长,但始终处在这个城市的边缘,只能算是武汉的边缘人。我是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夫妻分居问题,跟人对调工作,误入武汉的。我以前也到过武汉,那都是短暂的停留。我原来在黄州的一家机械厂工作,还是一个工种的负责人,跟我对调的那人没有细说他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情况,我饥不择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调来了。那时候,我并没有去想武汉是怎样的一座城市,更没有想到要为建设武汉作贡献,也不知道武汉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孩子快要出生了,我不能让我妻子一个人带,理由就这么简单。

    2

    我调到武汉来的工作单位,是武汉铁路局,具体工作地点在武昌郊区,叫武昌南站。以前只知道有个武昌北站,也就是徐家棚车站,从黄州经鄂城到武汉,去来都是从武昌北站上下,不知道还有个武昌南站。武昌南站也叫新余家湾车站,是京广线上一个很大的货车编组站。现在的武昌站(客运),它的前身也叫过武昌南站,与新余家湾这个武昌南站不是一回事。我在新余家湾车站干的工作是调车场的连结员(也是制动员),这工作很辛苦,也很危险,还要学会飞车,像电影里的铁道游击队员。调车场上班不是三班倒,而是上十二个小时的对班,不分早、中、晚,只有白班和夜班。遇上节假日,包括春节,轮到了,三十晚上也得当班。我因此,在调到武汉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只在武汉的两个点上来回奔波。一个点是我在航空路的家,另一个点便是新余家湾车站。我们上下班坐的交通车,是铁路局自己加开的火车。以前京广线从汉口市内经过,在利济北路的铁路桥下车,走不多远就是我的家。我就这样两点一线地跑着,三镇的房屋街市,只是我坐在交通车上,一边抽烟一边跟同事闲聊时,从我眼前一掠而过的风景。市面上,除了休夜班跟家人去过的一些场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家附近的一家饮食店,每次早班,我在那儿花一毛五分钱买三两热干面,再花八分钱买一碗桂花糊米酒,吃了就去赶上班的交通车,三年多的时间,从未改变。

    在铁路工作的三年,我经历了几件重大的历史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世,悼念周总理期间,一天早晨,我看见十几台机车停在调车场上,同时拉响汽笛,声音震撼长空,无比悲壮。悼念毛主席的灵堂设在铁路局楼上,我在排队上楼的悼念队伍中,看见不少哭晕过去的老工人,从楼上被抬了下来。二是1975年从铁路开始的全面“整顿”,这场由邓小平主持的对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作为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我亲历了这场“整顿”的雷厉风行和雷霆万钧,也听到过许多时任铁道部部长万里同志的传奇故事。这期间,我开始发表诗歌作品,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武汉大学。高考那两天,我早晨4点钟起来,从航空路赶到设在水果湖中学的考场,进校门的时候,天还未大亮,我坐在门卫大嫂的火炉边,一边吃着她的烤红薯,一边听她聊一些家事,铃响了,才走向考场。我在小说《三十功名》中写过我的这段经历,很多读者认为在考场上抽烟不可思议,但这却是我的一段真实人生经历。我的人生,也因为这次高考,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改变。

    我上学的地方,还是在武汉的边缘,只不过换了个方位,由武昌的西南方向,换到了西北方向。我在武大读书的时候,从街道口的武汉大学老牌坊进去,有一条土路,两边都是菜地,一直到现在的大门口,也就是与原来的武汉测绘学院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大水坑,上面还有一个简易的石桥,过了那个桥,往前走几步才是武汉大学的地界。后来,为了方便当时特招的“走读生”,就把12路公交车站从街道口移到了校园内的化学系旁边。我参加高考时,已经三十岁,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因为年龄偏大,后来是以“走读生”的名义补招进校的。虽然只走了一段时间就住进来了,但这段时间,却让我比较实际地接触了武汉市民的日常生活。以往的武汉,只是我在上下班的交通车上看到的一道风景,现在却让我在周末回家、周一上学途中,还有寒暑假期间,从嘈杂的街市、拥挤的公交、衔着早点、背着孩子跑月票的人群、拎着篮子提着袋子排队购物的队伍、夏天的夜晚一直摆到马路中间的竹床、冬天的早晨用扇子扑打炉灶燃起的炊烟、男人的赤膊、女人的笑声、蚊子不过铁路的奇观、街头淘换旧书的乐趣,以及琳琅满目的小吃、韵味独特的方言、两江三镇的形胜、中西合璧的建筑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什么是武汉,什么是武汉人。

    3

    毕业留校后,我把家从汉口航空路搬到武昌珞珈山来了,以后就一直没有离开武大。记得住进武大以后的那些年,每到周末,学校就有一辆大客车送教职工进城购物办事。同事们一早起来,就相邀着进城去,像乡下人赶集一样。买了东西,办了事,又坐大客车回来。车就停在大中华酒楼旁边,从彭刘杨路进去,就是热闹的解放路,购物办事都很方便。现在的武汉大学,虽然已随着城市扩容逐渐中心化了,但我每次进城办事,仍不免有一种乡下人的边缘感觉。

    做边缘人有边缘人的好处,人在中心位置,总觉得周围的人事,每天都一样,即使有变化,感觉也很缓慢。从边缘看中心,就不一样,因为隔着时空,在你不知不觉间,变化时刻都在发生。等你发现跟以前不同了,变化就很大。就像看自家的孩子,总觉得长得慢,看人家的孩子,冷不丁就长成了大人。20世纪80年代初,我搬到珞珈山后,每年春节前夕,我们一家人都要过江一次,到汉正街置办衣物年货。有时也到扬子街,扬子街的东西比汉正街高档一点,也贵一些。买完了东西,找个小店,吃一盘锅贴,喝一碗米酒,要多熨帖有多熨帖。我妻子爱吃锅贴,吃锅贴是我们一家逛汉口的首选。我们也去吃过一次四季美汤包,觉得还是吃锅贴划算。那几年,我在长航的几个电大兼课,上完课坐轮渡过江,已是傍晚时分,我习惯在街边的一家叫滋美的咖啡店,要一杯咖啡,一毛一分钱,坐下来细细品尝了,才赶去码头,觉得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后来,我再去找这家咖啡店,店还在,只是气派了许多,同样要了一杯咖啡,价钱也翻了许多倍。也许是我记错了店名,也许是我进错了店门,总之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我也到附近交通路上的旧书店淘过旧书,还把淘书的故事写进了随笔《书事杂忆》,交通路后来也给地铁让路了。岂止这家咖啡店和交通路在变,中外闻名的汉正街后来也整体搬迁了,听说新的汉正街很现代,很气派,真想什么时候再去看看,只是未必再有那些摩肩接踵、在人群中如游鱼般自由穿行的“扁担”,这些“扁担”当年与重庆的“棒棒”齐名,可谓天下一绝。

    搬到珞珈山以后,好多年没过汉口,总听人说汉口变化很大,有一天终于得见旧貌换新颜。那天,我去妻子在汉口那边的学校办事,发现我原来住的航空路一带,完全认不出来了。街面上低矮的建筑没有了,换成了高楼大厦。解放大道上,架起了高架桥,在航空路口,还打了一个结,修了一个硕大的转盘。这个转盘下面,原来是一个十字路口,像广场一样阔大。现在,这个十字路口被立体化了,周围的几家饭店便变得矮小。我妻子在武汉饭店工作多年,后来调去职工学校当了老师。那几年正是黄孝河改造工程的高峰,她从珞珈山去学校要花两个多小时,穿过武汉三镇,转几趟公交车,下车后还要蹚着泥水,走过黄孝河改造工地,万般辛苦。现在,这一带都变成了大道通衢。我熟悉的武汉饭店也被改成了“新世界”(听说现在又改了)。我叫惯了的中苏友好宫和友好商场,早就改了模样,也不叫这个名字了。以前,这一带是解放大道的核心地段,也是武汉的一个城市中心,每年的国庆游行,都在这里集中接受检阅。检阅台就设在中山公园的门楼子上,场面十分壮观。晚上公园里还有游园会,各种游艺活动异彩纷呈,十分热闹。中山公园也是市民日常出游的处所,我们周末也常带两个女儿到公园去玩。有一次我因为贪看画展,还把她们玩丢了,幸好公园派出所的同志“捡”到了,有惊无险。友好商场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在这里第一次看见了洗衣机。有一次,一个顾客买了一台洗衣机,看热闹的人一定要他打开来演示一下,都禁不住啧啧称奇。我熟悉的一切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改变,最后连我当年上下班坐交通车走的铁路线,也扒了,改修了京汉大道。以前熟悉的,现在都感到陌生,就像回到乡下的旧家,虽然建成了新农村,欣喜之余,仍不免有一些失落感。

    这失落感,便常常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在航空路武汉饭店内外,一共住了七八年。说饭店内外,是因为我最先是住在饭店里面的一个楼梯间,在那儿住了三四年。所谓楼梯间,也就是楼梯下面的一个空间。不过这楼梯是封了的,没有人上下,就像半边披屋的样子。好处是我妻子上下班、送孩子上托儿所幼儿园方便,不用早起晚归地跑月票。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二十四小时有开水、热水供应。饭店的伙食便宜,节省了很多生活开支。虽然没有正式客房,也不像旅客那样体面,但跟外面的居民相比,却是超级豪华的享受。后来搬到饭店外面一个小院,又住了三四年。这个小院有个很有气派的名字,跟武昌青山区一个地方的名字一样,叫八大家,是由八间车库改造的。车库的前面加盖了一个披厦,兼做厨房、餐厅和会客的地方。我曾经在我的小说里,描写过主人公住过的这个披厦,小说是这样写的:

    因为原来的车库门前有一排梧桐树,搭这个披厦时,为了借助这排梧桐树作支撑,结果便把这排梧桐树做进了披厦的正中。有人还在这些树上挂了一个木牌,在上面写上各家各户的门牌号码,俨然是一排风格独特的树屋。微风起处,屋顶随着树干轻轻摇动,整个披厦犹如婴儿的摇篮,在母亲手中轻轻晃荡。遇到狂风大作,就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写的,樯倾楫摧,树摇房动,连正屋也嘎嘎作响。多少年后,他看过一部电视剧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家的房子里就有这样的一棵大树,有人觉得奇怪,他笑笑说:“我早就享受过这种待遇。”

    这主人公就是我。这段描述,完全是写实,没有虚构。

    我从八大家搬出来以后,又搬过好多次家,先后也住过一些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宿舍和楼房,但我每次从航空路经过,还是禁不住要想八大家,要朝那个小院的方向看上一眼,哪怕是看到那些长在房子里的梧桐树的树杪,也是一种安慰。可惜后来去机场或从机场回家,开车的师傅怕市内拥堵,往往不从航空路过,而走别的通道,便连我的这点旧情也割断了。尽管如此,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是割舍不下,就到网上去查与武汉饭店有关的文字和图片,希望从那里面得到一点信息。结果是,各种各样与“武汉的”饭店有关的广告扑面而来,唯独看不到与“武汉饭店”有关的信息。终于找到了一条,条目上是这样写的:“尴尬一生的武汉饭店,快被遗忘了”。点开来,则是一行大字:“你访问的内容不存在或被删除。”幸好条目下有一行提示性的文字,对武汉饭店做了个粗略的介绍:武汉饭店是武汉市二轻局下属的一家企业,其大楼在1958年开始兴建,与武汉展览馆、武汉剧院等著名建筑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解放大道沿线景观建筑”之一。我要补充介绍的是,这家饭店是武汉市当时客容量最大的一家饭店,饭店所在的解放大楼,也是武汉市当时最高的建筑。夏天在顶楼阳台乘凉,纵目四望,三镇景色,尽收眼底。这家饭店主要接待湖北省、武汉市一些重要会议的代表和因公出行的差旅人员,是省内外政治经济活动的一个窗口。我最早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也是我妻子从饭店带回去的,她值班的那个楼层,正在召开湖北省招生工作会议。我曾经跟我的两个女儿说,武汉饭店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我们的避风港,也是我人生航程的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不能忘了武汉饭店。

    武汉,每天不一样。我在武汉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不管是中心还是边缘,是常住还是过客,身心都融入了这个城市,我把它当作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我的作品中,写过我的故乡黄梅的许多故事,也写过我的第二故乡武汉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记录了我在武汉的生活,寄托了我对武汉的感情,也见证了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变化在“每天”是如何发生的,但我在武汉半个多世纪近两万个“每天”的生活,却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武汉。

    於可训: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著名评论家。著有《於可训文集》10卷、短篇小说集《乡野传奇集》、中篇小说集《才女夏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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