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玉成    

    笔者于1964年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在龙门山“昼读古史，夜数繁星”，度过了36年（1964—1999年）面壁研修的岁月。对龙门石窟我是熟悉的，也深怀情感。“天字一号、皇家风范”是龙门石窟有别于其他石窟的最重要特征，但相较之其他石窟（尤其敦煌石窟）的同类工作而言，我们在龙门石窟的宣传力度、宣传高度、宣传趣味等方面做得尚不够。

    早在东汉时，洛阳就是国际性的大都会，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汉明帝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白马寺，翻译出了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公元1世纪）。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龙门石窟开始正式雕造。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到公元534年，洛阳有佛寺1367所。

    龙门石窟开凿在坚硬的石灰岩地层中。北魏时期，朝廷就设有“石窟丞”主管其事。仅“宾阳三洞”即用工802366个。唐代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的工程规模巨大，而敦煌莫高窟和云冈石窟均属于砂岩地层，窟龛的规模都相对较小。

    龙门石窟有石窟2345个；其中“造像记”2780品，总计达30万字。这些“造像记”所保存的丰富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也是其他石窟无可比拟的。

    从空间上看，龙门石窟的造像者东起朝鲜半岛（新罗国），西至阿富汗（吐火罗国）；南起长江流域，北至俄罗斯西伯利亚（突厥国）。从时间上看，龙门石窟自公元493年至公元1610年，共有纪年题记702品（其中北朝纪年189品）。因此，龙门石窟是我国石窟寺（北魏至唐代）分期、断年的标杆。其他石窟则不然，如敦煌莫高窟早期三窟，至今不能确切断年；隋代石窟原来认为有120个，后来改称80个。莫高窟不具备分期、断年的条件。

    龙门石窟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涉及重要历史人物众多（帝王将相、后妃公主、文人墨客等等），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中外交流）众多（唐代西行者王玄策、玄照、玄奘、慧超、义净等事迹）；这些承载，远非其他石窟可以比拟。

    在全国大量的石窟造像中，只有龙门石窟的“宾阳三洞”、奉先寺的“大卢舍那像龛”“摩崖三佛”以及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等十个窟是皇帝主持修造的。由此，产生了佛教造像北魏前期的“云冈模式”，北魏后期的“龙门模式”（秀骨清像），北齐、北周的“面短而艳”以及丰腴为度的“唐代模式”。这些艺术典范，风靡全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唐代的文人在敦煌卷子中这样写道：“河洛明月，更照三危。”这是洛阳的皇家典范直接影响敦煌（三危山）艺术的生动写照。

    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报告中这样定位：“（龙门石窟）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而反观云冈石窟，其艺术来源不明，“疑有断层”。昙曜五窟至今不能具体确认。

    我们还应指出，龙门石窟艺术作为古代帝王膜拜的圣地，在中国石窟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千峰势到岳边止，万派声归海上消。” 龙门石窟以其精湛的艺术成就和大气的皇家风范而成为世界的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