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青 陈军 

    文化景观遗产是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杰作，铭刻着人类社会在文明演化中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历史、思想智慧和艺术审美的烙印，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文化传承价值。我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景观数量现居全球第二。在美丽中国建设的道路上，我们应充分发掘文化景观遗产生态文化传承的潜力，筑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生态文化根基。

    ■ 文化景观遗产是人类发展的见证

    文化景观遗产是人与自然长期、深刻相互作用所创造积累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结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它们不仅承载着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印记，更突出代表了不同文明在不同时期的生态环境观念。例如，长江流域的圩田这类农耕文化景观遗产，蕴含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人爱物”等生态哲学和价值观念，为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滋养。又如，杭州西湖、武当山等风景名胜文化景观遗产孕育的自然审美观念和艺术，为人类在超越基础生存层面的生态文化发展树立了典范。我国拥有典型流域（区域）生态文化、民族生态文化、风景名胜生态文化等丰富样态的文化景观遗产，它们是深化对中国生态文明史和生态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的重要依托。

    文化景观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统生态文化景观的典型，记录了中华民族世代在尊重自然前提下改造自然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可持续利用的实践成就。例如，“龟蛇两山对峙形胜为城之骨、江汉朝宗水汇为城之脉”的武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人类在资源和环境的制约或给予的机会中创造的生态系统、社会机制和文化体系复合体。文化景观遗产既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生态文化长期实践的成果，所彰显的自然与文化、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内在关联，对突破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思维定式、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重要启迪意义。深入挖掘提炼文化景观遗产的生态文化内涵和价值，可以深化公众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赓续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文脉。

    文化景观遗产具有稳态延续性和生态韧性，是典型的“活态遗产”，既是历史的载体，也是现代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资源。文化景观遗产将“万物平等”“和谐共生”等生态价值观与社会生活习惯、道德评价融合形成诸多生态保护举措，在今天仍然发挥着显著效用，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对于培养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和行为模式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文化景观遗产作为生态之真、人文之善与风貌之美相协调的智慧人居环境范本，能够吸引公众主动通过实践亲身体验和参与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

    ■ 充分发挥文化景观遗产生态文化传承的潜力

    深入诠释文化景观遗产蕴含的科学方法论，推进其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相结合与贯通，赋予生态文明持久动力和生命力。引导人们通过文化景观遗产认识人与自然诸要素之间的依存互动、物质能量循环、人天节律等深层关系，促使公众的心态从向环境索求利益转变为与环境和谐共生，从而培育公众的生态道德和品格，把经济人变为生态人，让人们用生态人的行动和使命感在美丽中国建设实践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实现与生态意识培养同向同行，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

    深入挖掘文化景观遗产多元化、差异化的人地和谐“在地经验”，阐明其丰富的生态文化内涵、精神实质和时代价值，提供生态文明教育优质内容。将文化景观遗产蕴含的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自然恢复的地方性知识等，作为生态文化重要载体和生态文明教育优质内容，充分发挥文化景观遗产的崇德、育美、增信等多重生态文明教育功效。同时，将新时代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与发展实践的创新成果——如武汉依托“国际湿地城市”生态优势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厚底蕴，结合流域环境综合治理，构建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及世界级滨水空间典范、江夏灵山矿区经生态修复转型为绿色旅游胜地等突破和创举——作为生态文明教育现实素材，使公众切实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性，增强公众生态文化认同感。

    全面开展文化景观遗产教育活动，培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通过举办展览、新媒体宣传和数字探索指南，建设文化景观遗产生态文明教育实践示范基地和生态文化阵地，组织实地考察、自然—人文交织时空研学等体验式教育活动，设计和依托立体化、场景化的文化景观遗产生态文明主题旅游产品，与文化景观遗产地社区共建生态博物馆等多种形式，阐释、普及文化景观遗产的生态文明价值。将文化景观遗产纳入学校课程，全面培育和提升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和生态文明责任感。加强国际交流推动生态文化出海，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

    ［作者单位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