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洁

    科学史上，真理的发现过程往往比真理本身更有趣，更意味深长，更能折射人情、人事和人性。一个突出例子是达尔文，他给后世留下进化论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疑团。

    1835年，26岁的达尔文参加“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旅行，由此引发了一场伟大的理论诞生。

    但是进化论思想成形之后，他没有整理手稿，更没有付印，直到20年后的1859年，才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这还是因为一个契机：年轻的华莱士发表了相关论文并获得好评，随后将一篇论文寄给达尔文本人，文中观点与达尔文年轻时的构想如出一辙。这让达尔文很为难，扣押前来讨教的年轻人的论文，抢着发表自己的？这样做太不地道，还容易被误认为是剽窃。为了鼓励培养年轻人，力挺别人的论文，对自己又太不公平。最后，达尔文将华莱士和自己的文章同期发表。由此也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为什么要延误这么多年后才发表《物种起源》？

    达尔文的慢性病折磨了他一生，据说是在南美考察时感染的一种热带病。此外，当时宗教势力还很强大，以“神创论”为核心价值的教会不可能接受进化论，一旦摸了那个老虎屁股，必然引起轩然大波。最后，作为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达尔文生性害怕与人冲突，性格优柔寡断，不无懦弱。

    在创作和出版《物种起源》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不断地反复，有时很自卑，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毫无价值，有时又狂妄地坚信自己是天才，正在改写历史。欧文·斯通在《达尔文传》中，说他“公开宣称他的书将获得成功并被普遍接受，跟着却又认为他的书一定会遭到失败，没有人会买它和读它”，可谓形象生动。

    不管什么原因，推迟20年发表的成果，客观上保证了它面世时的成就和历史地位。因为，在漫长的20年时间里，达尔文做了两件事：完善进化论理论体系，确立自身的学术地位，也在事实上“等待”到了合适的发表时机。

    通过多年的学术建树和交流，达尔文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学术团体，成员包括当时颇有名望的赖尔、赫胥黎、胡克和格雷等，他们开始都不能完全接受进化论。但达尔文在与他们的交流中，知道自己的理论哪些地方最容易受到质疑，哪些部分的论证最薄弱，从而有针对性地加强论证。

    与此同时，他个人的学术地位与日俱增，从仅仅见多识广、但是人微言轻的博物学家，一变成为有声望的知名科学家。最后，当华莱士富于创见的自然选择理论寄到他案头，他能从容拿出自己显然更成熟和系统的科研成果。

    虽然是两人同时发表的论文，但华莱士后来主动提出将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理论称为“达尔文主义”，就因为达尔文随后出版的《物种起源》巨作实力雄厚、轰动一时，碾压式覆盖了两人之前发表的单薄论文；还因为达尔文已经是享有盛誉的成名科学家，相对于初出茅庐的华莱士来说，如同小舢板旁边的大海轮。

    其实早在达尔文之前，他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就曾提出自然神论的进化理论；拉马克在达尔文出生那一年，也提出过进化图像；钱伯斯1844年完成的《创造自然史的遗迹》同样主张进化论。可见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少数天才之外，谁也不比谁聪明多少。你能发现的自然秘密，别人也在接近，于是有了发明权的问题。

    这一类问题，时间早晚当然是最关键的，但理论的完善、论证的严密，甚至发表的策略，对于历史评价和定位来说，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达尔文的理论并不是最具开创性的，却是最完善和严谨的，所以他才成为进化论的代名词。

    可以想象，如果达尔文抢在30岁那会儿就出版发行《物种起源》，他的人生经历和历史评价可能会是另外一回事。证据之一是，在达尔文之前，钱伯斯匿名出书提出进化论，结果引起舆论压倒性的谩骂。而今天，普通人甚至不知道历史上曾有这么一个人。

    历史有时就是如此无情，时间节点如此重要。晚了，成果归入他人名下；早了，理论的幼苗被成见掐死在萌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