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研究中华民族风尚史

长江日报 2026年06月02日

    《国风》(四部)

    陈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陈炎

    《国风》是一套有关中国古代风气、习俗的历史文化通俗著作。这部《国风》将不同的风尚编纂成不同的词条,再以大致的时间顺序加以排列。没有编年史的枯燥,只有“万花筒”的绚烂。

    全书始自史前传说,下至清朝末年,共四部,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先秦介绍“祈生”“敬神”“图腾”“禅让”“巫仪”等原始风尚;秦汉魏晋南北朝呈现“俗乐”“汉服”“个性”“唯美”“豪饮”等秦汉江山一统至南北朝的乱世风流;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展现“任侠”“求仙”“参禅”“剺面”“钩鱼”等盛唐气象与两宋风雅;元明清则聚焦“胡化”“海禁”“辫发”“八旗”“洋务”等多元碰撞的时代图景。

    【书摘】

    “风”是一个颇为模糊、颇为多义的概念。其含义为风格、时尚,抑或就是“风尚”。

    在我看来,风尚是文化中最有时代、地域特色,从而最具有民族个性特征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方式。

    从时间上看,风尚是一种“流行一时的”社会现象;反过来说,任何长期稳定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方式都不可能成为风尚。这样一来,风尚便有了历史的意义。

    从空间上讲,风尚是一种“局部发生的”社会现象;反过来说,任何人类共有的、普世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方式都不可能成为风尚。这样一来,风尚便有了民族的特征。

    于是,我们的研究和写作也便有了时间与空间、历史与民族的双重维度。

    首先,我们要告诉读者,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流行过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其次,我们要告诉读者,这些曾经出现过、流行过的社会现象又有哪些时代性、地域性的社会根据?

    最后,这些具有时代性、地域性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方式,如何最终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风尚史?

    时间是世间万物生命的尺度,在这一尺度的丈量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考察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我们不仅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之中,而且处在一个加速变化的世界之中。蓦然回首,我们或许会觉得上古时代的“卜筮”是那样的可笑,我们或许会觉得先秦时代的“殉葬”是那样的残忍,我们或许会觉得魏晋时代的“谈玄”是那样的滑稽,我们或许会觉得宋明时代的“贞烈”是那样的愚蠢……

    因此我们必须追问,和我们同样聪明的古人何以会做出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呢?这便是风尚研究的历史意义所在。换言之,我们在这部著作中不仅要向读者提供一系列五光十色的“现象”,而且要为读者分析这些光怪陆离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原因”。

    如果说时间是生命的尺度,那么空间则是个性的依据。就像“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样,这种个性显然与具体的空间环境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以中国人的饮食为例,所谓“南甜北咸”,看上去似乎仅仅是一种毫无道理的习惯而已,细加分析却不难发现,这些习惯的形成或受制于不同地域的物产条件,或归因于人体在不同气候环境下的生理需求,各有各的道理。某些文化现象,在该文化圈以外的人看来似乎是十分荒谬的,但经过认真考察却往往能发现其潜在的功能和意义。就像中国人不太理解西方式宗教的迷狂一样,西方人也不太接受中国式礼教的繁琐。事实上,作为文化的“代偿”,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薄弱,才导致宗法礼教的繁琐;也正是由于西方古代宗法礼教的薄弱,才导致宗教信仰的迷狂。

    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对于中国古代风尚的研究,显然有利于其他民族对我们的理解和认同。换言之,我们在这部著作中不仅要给读者提供一系列色彩绚丽的“形式”,而且要为读者分析这些五彩斑斓的形式背后所隐藏着的“意味”。

    当然了,并不是说任何社会现象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也不是说中国古代的民族风尚中没有需要改造的陈规陋习。黑格尔曾说:“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包括风尚在内的任何现象只要存在,固然有其历史的理由和社会的根据,但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当这些理由和根据不复存在的时候,这种风尚也便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

    于是,任何流行一时的风尚,都会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呈现出由不合理到合理再到不合理、由不存在到存在再到不存在的辩证运动。于是,一部风尚历史也变成了人类经验由戏谑到庄严再到荒诞、由悲剧到正剧再到喜剧的运动过程。于是,揭示我们民族经验这一辩证发展的复杂过程,也便成为这部《国风》的趣味所在、价值所在、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