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偷盗”的困惑

    □ 张生全

    《道泉记》我构思了整整一年。

    下班的路上有一截步道，因为是一截断头路，少有人走，那里就成了我构思的好去处。

    青苔从路两边缓慢地往路中间爬，咋咋呼呼，一朵叠一朵的青碧。干爽的黄叶飘落下来，凹凹凸凸，保持着最后的倔强和尊严。枯树上有只蝉蜕，留下一次痛苦蜕变与新生的遗迹。土里有条僵虫，一群蚂蚁拉着它，热热闹闹给它举办盛大的葬礼。

    这一截步道是安静的，但无处不充满呐喊和喧嚣；侧一侧耳朵，就能听到光阴从燃烧到熄灭的脆响。这样的场景，正与我小说的构思，有一种天然的契合。但是，由于它是一截断头路，实际上也让我构思的过程充满隐喻。我的脑海中花枝满天，但它需要一个突破口，我始终没有找到。

    其实，寻找突破口，不是从这截小小的步道开始的，也不只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它几乎贯穿了我的生命历程，跟着我一直走到今天。

    小时候，故乡有一眼甘洌清澈的泉水，来往的人都会俯身喝一口，或者撩水洗洗手擦擦脸。有一天，我在那眼清泉旁边看到一只手表。在一阵狂喜之中，我把那只手表揣回家，交给父亲。当时父亲也显露出狂喜的样子，甚至还说了几句表扬我的话。

    这只手表，从此就归我们所有了。

    只不过，谁也不敢把它戴出去，因此它就一直挂在墙上。早上，父亲一起床，就会取下来给它上发条；晚上，我们就在它“嗒嗒”的声音中进入梦乡。

    但是渐渐地，我就睡不着了。在空旷的夜晚，那“嗒嗒”的声音，就像惊雷一样在我头顶炸响。我用被子蒙住头，用棉花塞住耳朵，但都没用。我一夜一夜睁着眼睛到天明。很快我就生病了，白天昏昏沉沉，蔫不拉叽，晚上却高度紧张，亢奋不已。父亲给我吃了很多药，却都不起作用。

    终于有一天，我摘下那只手表，扔到清泉边，转身就跑。手表不见了以后，家里人寻了很久，甚至拿着手电筒往那些隐蔽的地缝里照。但我的睡眠忽然就好了。

    长大后我到乡镇教书，经常遇到孩子“拿”别人东西的事情。当我批评他们，他们常常理直气壮地回答：“捡到等于买到！”

    这话一下就击中了我，因为当年我拿那只手表的时候，也是那么认为的。不只我那么认为，村里所有人都那么认为。比如当一颗玉米在玉米秆上的时候，那是不能去掰的，掰了就是“偷”。但当这颗玉米到了地边田角，就不一样了，完全可以带回去，那是“捡”。我想，这大约是饥饿年代，乡人对道德底线的虚弱维护，以及对偷盗行为的苍白辩解。

    当人人都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大家都痛恨“偷盗”，但同时人人都会偷；如果偷的时候被抓住，被打残打死，只怪他运气不好。

    乡村渐渐富裕起来，撬门入室偷东西的“撬杆儿”越来越少，把“撬杆儿”随意绑在树上打的现象也很少了。然而，“偷盗”正以另外一种形式，甚至以升级版的形式存在于我们身边。我被这发现惊讶不已。这也是我在那截步道上，一直走不出圈的重要原因。

    有一段时间，我去那截步道时，带了一本《庄子》，《庄子》里有一篇《胠箧》，对“偷盗”问题有深透的阐释。让我瞬间发现，我所面对的困惑，其实庄子早就面对过。他目光锐利，能够穿透每个人内心的阴暗，他语言绮丽，让昏聩的我们因他语言风暴的浇灌而大呼过瘾。但是，他给我们的只是遍体鳞伤，而不是疗救的策略。

    历时一年，我都没能走出那截断头路。后来，这截断头路忽然重新开工，路上凹凸的黄叶被踩碎，翠碧的青苔也被踢得四脚朝天，挖掘机、推土机轰鸣起来，我也不能再去那里构思了。再后来，那条路被打通，洁净又宽阔，熙熙攘攘的人群从那里走过。但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因为我知道，那一条步道并不是我要寻找的路。

    然后我坐下来，开始写《道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