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本真

    □ 叶立文

    前几年因为工作安排的缘故，我开始关注湖北儿童文学，也写过几篇门外汉式的评论文章，所以对儿童文学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在此过程中，舒辉波的创作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的作品文如其人，像谦谦君子一般温润如玉，同时又有强烈地打动人心的力量。可以说舒辉波重新确立了我对儿童文学的看法，我对他始终心怀敬意。长篇纪实作品《听见光》的出版，再次强化了我对儿童文学，以及文学的一个朴素认知，那就是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都是以真诚为前提，以情动人，能够将作家和人物的情感力量深深植入读者的内心，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如果阅读一部作品能让人托付自我，甘心与人物命运相依、荣辱与共的话，那么这就是一部好作品。事实上，我读《听见光》的过程，也是一个做文学减法的过程。在阅读过程中，评论家固执的理论方法被我抛到脑后，只有简单纯粹的体验溢满身心，所以我并不是对这部作品进行学理性的批评，而只是讲述我的阅读体验而已。我试图探讨一个问题，即《听见光》怎样呈现了文学最本真的模样。

    首先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听见光》因其动人的情感力量，从而具有了一种“熏浸刺提”的审美功效。熏浸刺提这个说法是梁启超提出的关于新小说的文学主张。他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小说有四种“神力”，即“熏”“浸”“刺”“提”。熏是感情潜移默化，浸是感人至深，刺是使人感情受到突然刺激，提则是指读者随书的感情而变化，把自己融入其中。梁启超说的虽然是新小说，但我认为它也适用于所有以情动人的作品。在被技术流完全侵入之前，文学最纯粹本真的样子大概就是如此。在这部作品中，盲人小提琴家张哲源面对命运的不公时勇于抗争，他的奋斗精神熏陶浸染了每一个读者。作家和普通读者的区别就在于，他能够把我们习焉不察的困境，通过张哲源这样的典型放大凸显。我们虽然不擅表达自己在命运面前的无力，但有舒老师这样的作家，像梁启超所说的一样将普通人的故事“和盘托出，彻底发露”后，我们才能“心有戚戚焉”。从这个角度看，舒老师用真实记录叙写了张哲源的励志人生，以至于我们在体察人物困境，发动悲悯心情时，也能激起和命运抗争的慷慨之气，所以闻善则深善。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部作品的情感力量，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主张不宜用理论化的文学批评去侵扰、改造和异化文学的本真模样。很多时候，批评家都在用理论知识强制阐释和过度阐释作品，比如给一部以情动人的作品无限赋魅，思想和技术的迷雾氤氲蔓延后，作品的本真面目反倒是隐而不彰。就像《听见光》这部作品，批评家可以用听觉权力、生命哲学和非虚构理论等各种方式去描摹和铺排它，但作家对人物的敬重和热爱才是写作的底色，正是这种情感力量打动了读者。

    在一篇文章里，我讨论过文学的本真形态，认为最早的文学表现的是人类原始的生命记忆和集体无意识。有学者曾经描绘过原始社会的场景，他说当夕阳西下，黑夜来临，原始人会害怕时空的无常，每个人的内心也因此变得支离破碎。在这个时候，讲故事和听故事便成为他们抵御无常的武器。可以想象，当一群无以自处的人们围坐在篝火旁，听一位智者讲述远古神话，或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时，叙事终究会抚慰他们的内心。因为讲述与倾听，不仅会让无常遁于无形，而且还会重新捡拾和聚合那些碎片化的自我。这意味着叙事会重塑我们的生命，而文学的价值就是对人类的叙事关怀。从人类学角度去看待儿童文学，我们就会意识到它是对人类童年形态的仿真摹写，代表了文学最初的模样。而《听见光》更像是一部真实的成长小说或者是传记小说，张哲源在黑暗世界里的恐惧与忧心，就像原始人一样时刻面对着生命的无常。是音乐点燃了他的希望，用另一种叙事抚慰了他的内心。有时候我觉得，舒辉波对张哲源生命史的书写，如同人物钟爱的音乐一样，仍然可以再度抚慰他的内心。与此同时，读者对无常的恐惧，也会在张哲源的故事里得到救赎。我想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此，它是基于情感力量的双向互动，是以叙事艺术开展的人道关怀。

    其次，我想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谈谈如何表达情感。《听见光》的情感力量如此强大，并不是来自作家的抒情，而是基于叙事的客观所展开。我的意思是，在当下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隐藏作者的情感和观念似乎成了一个普遍趋势。具体做法就是作家格非所说的剔除那些彰显作家主体性的抒情与议论内容，转而以场景描写的方式，在叙事中灌注情感力量。这种写法有点像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即主观抒情客观对象化，诗人不直抒胸臆，而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书写表达情感。对舒辉波来说，张哲源的生命本身就是传奇，非虚构写法对真实的追求，也决定了作家的写法就是借助资料和艺术想象去尽可能还原张哲源生命史当中的一些关键场景。这种写法当然是客观冷静、毫不煽情的，比如在“看不见”一章里，人物的苦难藏身在每一个细小的故事里，作家不会放大它，更不会像当代文学的叙事传统那样去煽动暴力和贩卖苦难，所以作品的调性很干净，这符合我对舒辉波的一贯印象，他是审美的、温润的和得体的。而这种温润和得体，正是当代文学里极为稀缺的品质。

    最后，我想借题发挥几句。众所周知，“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因为启蒙或革命的任务迫在眉睫，所以现当代作家大多以历史批判和异化书写为己任，苦难和暴力主题因此绵亘不绝，相应的美学诉求也是哀戚怅惘或暴戾张扬，老祖宗的中庸美学在这样的所谓现代性书写中早已荡然无存。虽然批评家喜欢用审丑美学一类的理论为这样的极端性书写辩护，同时也习惯搬出本雅明、福柯这些人的理论去解释这样写的价值，但从文学的起源看，这类现代性写作虽然有正义诉求，却因为张扬苦难、暴力和审丑，所以背离了人道关怀这样的写作意图。远的不说，这几年流行的大量非虚构作品，本质上和底层写作十分接近。我以为《听见光》虽然写的是底层生活，但作家的情感和人格力量，以及他对文学现代性模式的自觉规避，却让这部作品显示了高贵的一面。就这点来说，《听见光》不仅是儿童文学和非虚构写作领域的重要收获，而且对整个当代文学也具有启示价值。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