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口述史不该只是有闻必录

    □ 王德威

    王尧教授《“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发想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2002年展开访谈，历经二十年终于大功告成。这本口述史回溯了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文学界的起承转合。新时期文学各种现象及事件无不包括，同时涉及文代会等文艺机构的运作及决策。当然，作家的崛起与实验、作品的写作与出版、期刊专书的编辑与发行，林林总总，构成全书的底色。

    有关这些话题的论述及研究此前所在多有，《“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特色何在？如书名所示，这是本“口述”史。口述不同于访问，因为除了话题之外，也牵涉受访者说话的语境和情性的随机表达；而访谈者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在发问、聆听，也能启动一种声气相通的氛围，使得访谈有了一股生动的剧场氛围。王尧显然熟稔也关心许多受访者，因而能召唤出对方言无不尽的意愿。换句话说，一部好的口述史不应该只是有闻必录或自说自话，而是一种基于互信的基础上的（潜在）对话——因此具有伦理意义。

    口述史也牵涉声音、叙事文字与时空的碰撞。受访问者以第一人称回顾往事，或还原所谓的真相，或钩沉揭秘，自然传达一种可信度与权威感。但我们都明白，任何回忆总难免后见之明。时过境迁，当事人的记忆与判断可能有变，更何况客观环境的左右，该说的与不该说的分寸处处都得拿捏。这牵涉到叙事的艺术与技术：如何从记录下的千言万语整理、编写出一套可以刊行的叙事，绝非易事。

    《“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所介绍的口述者来自文学场域的四面八方。王尧教授调动组织各种观点与声音。我们熟悉的作家如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阎连科、贾平凹、陈忠实、林白、陈染都陈述了他们的创作甘苦或不寻常的遭遇。

    王尧走访了当时参与“新文学”编务的编辑，以及厕身文艺政策的文化人。他理解文学不只是作家的纸上文章而已，也是“编辑室里的故事”，更是文艺机构里你来我往的角力。换句话说，《口述史》同时处理文学生产的上游与下游、核心与外围，如此形成的复杂网络远远超过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其中最精彩的篇章包括《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的主编访谈，还有对特定文艺会议和机构的侧写。

    作为访问者，王尧编辑采访结果，有时让一位受访者出现在不同话题里，有时让数位受访者讨论同一话题，有时由某一受访者间接评价其他人与事。因为环境的局限，他未必能如所愿还原想象中众声喧哗的场面，但他依然做到多层次地对话。跨越时空，台上的精英作家与台下的专业读者、操盘的领导人物与执行的属下干部，甚至当事人的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都有了现身说法的立场，彼此互动，使得话题陡然有了立体意象。

    《“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完成不易。王尧教授花费二十年时间钻研其中，用心何尝只是为时代留下记录？他更要对“文学何为”这样的话题再做思考。有感于他的努力，作为读者的我们应该如响斯应，持续《口述史》所开启的声音和叙事的空间，也预想下一个新时期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