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北
父亲离开我们已快三十年了。他去世时,我儿子出生刚满三个月。这么多年来,我总想写一点关于他的文字,却又似乎不知从何写起。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写下只言片语。每每念及此事,心中顿生愧疚,让我寝食难安。
前几天,在家整理老照片,找来找去,竟然找不到一张我与父亲的合影照。
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印象中,有时候清晰,有时候是模糊的。单是父亲的身世,就是谜一样的。
从我记事时起,就没有见过我的祖父祖母,我好像也没有叔叔或伯伯。大概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陌生老头儿,在与我们一起吃完了晚饭后,却没有马上告辞的意思。母亲收拾完了餐桌上的碗筷,又开始整理厨房的杂物。
那时候,我们家在农村,住的是两间半茅草房,一间作堂屋,一间是全家人的卧室,还有半间房是厨房。母亲把厨房收拾了一下,腾出一块空间,用碗柜隔开,又用板凳和门板在角落里支了张床,那老头儿便住了下来。
母亲让我把那老头儿叫爷爷,我没叫,只是怯生生地望着他。
老头儿剃着光头,眼睛凹下去,很有神,好像一眼就可以洞穿我的心思。他的嘴唇有点外突,有稀稀拉拉的花白短胡子。他讲话有很浓的外地口音,有些字的发音,与父亲类似,但也不完全,我有时候听不懂。
老头儿看起来有点儿喜欢我。他牵过我的手,把我抱坐在他的膝盖上,有一次还教我画过画,好像画的是鸟儿。住了一阵子,老头儿似乎有些不习惯,我隐隐约约地听他跟父亲抱怨,说没人陪他玩牌,喝酒也没有对子。
母亲问父亲:“什么是对子?”
父亲说:“就是陪客,他说一个人喝闷酒,没得啥意思。”
不久,那老头儿反复说住不习惯,坚持要回老家。有一天,父亲起了个大早,就把老头儿送回去了。好像去的地方很远很远,母亲说要过好几条河。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那老头儿。
我上初中以后,方才知道,那老头儿是父亲的养父。我上初二那年,家里收到一份电报,说父亲的养父得了重病。父亲和母亲一起赶去探望。
不久,老人就去世了。在弥留之际,老人断断续续讲了一些事情,父亲也是在那个时候,才大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父亲的亲生父亲是四川人,姓黄,是川军的一个下级军官。那年,川军出川抗日,在通海口的一次战斗中,祖父阵亡了,只留下祖母和我年幼的父亲。
孤儿寡母,流落异乡,无依无靠。祖母别无选择,只得改嫁。不久,祖母又难产,撒手人寰,父亲就成了孤儿。据说,祖母去世时,还留下了些许金银细软,但大多被父亲的养父换了酒,或是赌钱输了。这都是邻居们悄悄告诉父亲的。
后来,我父亲母亲也曾多次商量,打算入川寻亲,但受限于地址本身不详,加上时过境迁,路途遥远,只得作罢。前后也写了几封寻亲信,但都杳无音信。现在,我父亲也去世了,他的身世,也就彻底成了一个谜。
可想而知,父亲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一定满是困苦,备尝艰辛。
在我们小的时候,也曾听父亲给我们讲过他的经历。那时候,我们不谙世事,只是当别人的故事来听。父亲成年以后,做过工人,参加过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他又当过兵,家里有好些父亲和战友们的戎装照。父亲还曾教我们唱过部队里的歌,“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他一边唱,一边挥手打拍子,音犹在耳,恍如昨日。
从部队转业后,父亲被分配到农业银行的一个乡镇营业所工作。后来,他认识了我母亲,就有了我们仨姐弟。
在父亲艰难曲折的人生旅程中,我的降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我出生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听母亲说,那年的夏天很热,热得出奇。父亲当时工作的营业所,离家很远,交通十分不便,在往返的途中必须坐船,渡过一条很宽的河。
家里托人去给父亲报信,当他得知我出生的消息时,已是傍晚。父亲紧赶慢赶,赶到河边时,天已黑了,船工早就收了渡,喊也没喊应。父亲的水性很好,于是他决定,游过那条河。
那该是怎样的一个夏夜啊!一位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父亲,为了尽快见到他刚刚生产的妻子,见到他呱呱坠地的儿子,他不顾一切,跳进那宽阔的河水之中,奋力振臂,击水前行。
哗,哗,哗……身边浪花飞溅……扑,扑,扑……时而惊起夜宿的野鸟……
天空中,明月清朗;河面上,波光粼粼。
划啊划,划啊划,近了,近了,彼岸就在眼前……
我曾无数次想象这样一幅绝美的画面。
但我知道,那一晚,没有月亮。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经常骑一辆载重自行车。记得有一次,父亲把我带到他工作的地方去玩。在白天里,我还玩得好好的,天晚要睡觉了,我哇哇大哭,到处找母亲。父亲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就像一只小猫,拼命地叫,怎么哄也哄不住。他只好连夜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把我送回家。
我家是“半边户”。母亲是村里民办教师,父亲在家里和单位之间两头跑。父亲回家,我们姐弟几个既盼望,时而又有点小小的害怕。
先说盼望。那是一种美好的感觉,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期待。大多数情况下,父亲的回家,我们仨姐弟是快乐的。父亲,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搬运工。他离家时,自行车的后架上总夹着一个空麻袋。过几天后,父亲又回来了,自行车的后架上驮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麻包。父亲快到家门口时,自行车“叮当叮当”的铃声便欢快地响起来。我们闻声而动,迎着铃声飞奔过去,把父亲和他的自行车团团围住,欢呼雀跃。
我们齐心协力,帮助父亲把自行车的站架支稳停好,然后急不可耐地抬下笨重的麻包,解开扎口的细绳。麻包敞开了口,我们的小脑袋争先恐后地探过去,急切地想知道,父亲又给我们带回了什么好东西。
麻包里变幻着魔术:有时候是金黄的橘子,有时候是青皮的鸭梨,还有花生、板栗。看着这些好吃的东西,我们口水直流,也让隔壁人家的小孩子非常羡慕。
这时候,母亲就会走过来,先挑一点,送给邻家的小孩。然后,把这些东西分成三份。弟弟最小,分得最多。姐姐舍不得吃,常常把分得的水果、板栗之类的东西,放在木屉子里攒着。
经常是这样,等过了几天,当姐姐想起未吃的东西时,抽屉里已是空空如也,再也寻不着了。母亲就问弟弟:“又是你偷吃了吗?”并装出要打他的样子。弟弟就快跑几步,躲开母亲,调皮地做起鬼脸。
再说那害怕的情形。我们姐弟三个,时常也闹点小别扭,有时候这个闹,那个哭,弄得母亲有点心烦。往往这时候,母亲那句口头禅就又来了:“让你们闹,让你们闹,等你爸爸回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于是,我们就会老老实实地安静下来,心里盘算着,父亲还有几日会回来,还希望他有事缠身,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过几日,父亲终于回来了。有时候,母亲好像忘了那些烦心事儿,没跟父亲提起,让我们暂时舒了一口气。有时候,母亲也向父亲提起,父亲也只是简单地训导我们几句,事情也就过去了,并没有打我们。
唯有一次,父亲真的动了怒,他使劲儿拧了我的耳朵,差点拧出血来。那一次,是因为我撒了谎。
记得我家菜园里有一畦田,母亲种了些甘蔗。我经常溜进菜园里,摸那些粗细不一的茎竿,甘蔗的青皮上有一些白粉,宽宽的叶子上有锯齿,曾划破过我的手,很疼,还沁出了一些血。我始终惦记着那些甘蔗,经常想象甘蔗的甜味,是像砂糖那种甜呢,还是像脆瓜那种甜呢?母亲几次三番地跟我说,吃甘蔗的季节还没到,要等打了霜,甘蔗才会甜。
甘蔗是甘蔗,霜是霜,甘蔗甜不甜,与霜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母亲一定是在骗我。
一天,趁母亲不在家,我偷偷在菜园里砍了一根甘蔗,还用泥土把地里甘蔗的根部埋上,让人看不出偷砍的痕迹。在我偷吃甘蔗的时候,被母亲发现了,板着脸问我,甘蔗是从哪儿弄来的。我怕母亲生气,就撒谎,说是别人送的。母亲又追问,是谁送的?我继续撒谎,是蛮远蛮远的人送的。母亲更生气了,说,不管有多远,我们今天都要找到给甘蔗的人。
我只得承认,是从自家菜园里砍的。母亲气得脸发红,说不出话来。我没有哭,但母亲哭了。她是担心我偷了别人家的甘蔗,她快急死了。
不久,父亲回来了。母亲这次没有忘记,原原本本地将我偷砍甘蔗还撒谎的事儿告诉了父亲。这一次,我是真正看到了父亲生气的样子。他跟我说话的声音特别大,准确地讲,不是说,而是吼,就像暴雨天里打的炸雷。直到今天,我摸摸耳朵,都似乎还在隐隐作痛,那如雷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提醒我,做人要诚实,不得撒谎。
父亲是个热心快肠的人,人缘很好。村里无论大人小孩儿,都爱与他说说话。父亲是外地口音,把“黄豆”说成“环豆”,把“扎账”讲成“扎站”,引得大家经常学他说话、逗乐。父亲也不在意,总是一笑而过。因他经常去镇上办事,帮别人捎点东西也是常有的事。有时候队里的拖拉机坏了,要配活塞什么的,他也乐意跑路,骑着自行车去帮着买。有一次,有个同村的人说去相亲,路有点儿远,想要借用他的自行车。
那时候,自行车少,比较值钱,一般人家买不起。父亲的自行车是单位配发的,他非常爱惜。父亲每次回家,我都自告奋勇地帮他擦车,用扳手紧紧小螺帽。父亲也乐呵呵地说,老大很有本事呢,长大了肯定能当“gun(工)程师”。
其实,我不知道工程师是干啥的,我只想学骑自行车。他却总是说,等你长到跟我肩膀一样高时再学,你现在还小呢。我知道,他担心我会把车弄坏。
所以,这次别人借自行车,他确实犯了难。母亲也不赞成,说这人办事毛毛躁躁,不靠谱。父亲犹豫了一阵子,还是借给人家了。后来,自行车果然被弄坏了。那人车技不行,连人带车摔下了桥。车砸坏了,人也摔成了骨折。
来还车的,是那借车人的父亲。还车人一个劲儿地表示歉意,又骂他儿子不听话,跟我父亲添了大麻烦,但就是只字没提赔钱修车的事儿。
父亲听了老人一席话,心里一软,反倒安慰起对方,修车钱的事自然没谈。还车人走了,父亲开始发愁。说这修车的开支有点大,又不能全让单位报销,只好自己吃点亏。
为这事儿,母亲数落了他好几次,说他就是心善,当好人,吃闷亏。父亲却解释道,你看别人都摔伤了,伤筋动骨一百天,人家治病也还要花不少钱呢。
父亲的身板很壮实,身高一米七二,长得浓眉大眼,筋壮骨力。我母亲身体比较单薄,父亲很心疼母亲,从来不让她干重活。我十二岁那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我家分得三亩多责任田。望着我们姐弟三个小不点,母亲面露难色。父亲却大手一挥,说,有我们三个男子汉,怕什么!然后就一边下田劳动,一边教我和十岁的弟弟干简单的农活。他常说,妈妈和姐姐是女人,就当我们的后勤队长。我们是男子汉,有的是力气,十二甘罗为宰相呢。实际上,我和弟弟开始时也只能帮他打打下手,重活累活都是父亲一人包了。有时候,我和弟弟嫌累不想干了,他就说:“不怕慢,就怕站;站一站,二里半。”
寒来暑往,春耕夏耘秋收,多数农活儿我都学得像模像样,地也种得有模有样。现在,虽然我已很多年不种地了,但人勤地不懒的道理却早已刻在了我的内心深处。
岁月不居。一晃,我们姐弟仨都先后参加工作,成了家。母亲依然在村小学教书,父亲也还是家里单位两头跑。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还是那么精神抖擞的。在我跟妻子筹备婚事时,舅弟见到了我父亲。他悄悄地问我妻子:“姐夫长得怎么不像他老爸?”言下之意,说我赶不上父亲的俊朗。父亲他也常说,“我这身体,活个八九十岁没问题,你们只管兢兢业业地把工作干好,不用为我操心”。
确实,父亲很少生病,更没有住过医院。但毕竟是五十大几的人了,我偶尔也感觉他老了,白发悄然增多,精力也有所不济。有时候,我们一家人围着炭盆烤火,说着说着话,他就睡着了。
有一天夜里,我连续做了两个梦,一生一死。梦见弟媳生了儿子;又梦见父亲去世了。梦把我惊醒了,出了一身汗。
第二天一早,我把做的梦讲给妻子听。她说,好梦。为什么呢?梦是反的,梦死得活。她还开玩笑,说,姐姐和我们都是生的儿子,看来弟弟他们要生女儿了。老爸呢,身体好,肯定是高寿。
我也深以为然。
时间大约过了两个月,有天晚饭时分,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是父亲的同事打来的。说他中了风,人已住进了镇卫生院。我慌忙从县城出发,赶到父亲工作所在乡镇的卫生院。
父亲躺在病床上,非常憔悴。他的半边身体已不听使唤,但他总是想翻身,想起床,要我扶他上厕所。这也难怪。我记忆中的父亲,是很干净很整洁的人。他的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平平整整。每件衣服,哪怕穿了很多年,洗得发白了也舍不得扔掉,且穿在他的身上,还非常得体,清清爽爽。
但现在,他已不能,拉撒都在床边。因此,他显得特别烦躁。
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望着病中的父亲,想着他往日来去匆匆的样子,感受着人生的无常。
父亲在住院期间,有很多乡亲跑了很远的路,来医院看望他。我记得有两位八十来岁的老人,是一对老夫妻。两老是步行了大半天才来到医院的。老人坐在父亲的床边,摸着他的手,喃喃地说:“都说你是好人呢,好人是有好报的。”
那时,父亲的身体已极度虚弱,十来天没吃东西,原本结实的身板,瘦得只剩皮包骨。
“好人命不长啊……”
父亲模模糊糊回了这句话,也是我听他说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
随后,父亲陷入了昏迷,鼾声很大,在卫生院的大门口都能隐约听到。
父亲住院十二天后,静静地走了,宛如一片随风飘零的秋叶。
他入院时,正值初春,乍暖还寒。但眼下,病房外的玉兰花已次第盛开,开得很喧闹,它们对我的心境,全然不予理会。
三个多月后,弟媳果真生了个男孩儿。我那晚的梦,都成为了现实。
从那以后,我就害怕做梦。
父亲走后,我经常会一个人发呆,回想他对我们的点点滴滴。我深深地体会到,他是爱我们的,他也满带着善意,善待他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
他教我做人要诚实,做事要有恒。要与人为善,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也想想别人。他是一个好人,他应该活得更久。
现在,我的儿子已经长大,长成了一个高高大大、阳光上进的帅小伙。在他的举手投足之间,与我印象中的父亲很有几分神似。
我常想,他对爷爷有着怎样的印象呢?我在他的眼里,又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我不知道。
我的父亲,他是真的走了,带着对我们满满的爱。但是,我总觉得,他从来不曾真正走远。
生死不是距离,只有被遗忘才是真正的远行。
父亲,他走进了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