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读懂生活

    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离不开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让我们理解了供需关系、机会成本和市场规律。它告诉我们，每一笔投资都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每一次选择都是在权衡可能的利益与代价。经济学博士陈永伟最新出版的《经济学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一书，帮助读者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掌握改变生活的思想工具。

    经济活动构成了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经济学的视野覆盖了社会、人性、商业活动、道德伦理等诸多领域。经济学家以严谨的分析和理论框架，探索资源分配、市场机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微妙关系，帮助我们理解经济现象，做出明智的决策。

    本书以生动有趣的方式介绍了30多位经济学大师的生平和思想，涵盖了宏观经济学、增长理论、微观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前沿等多个领域，为读者提供了全方位的经济学知识。

    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到凯恩斯的宏观调控思想，再到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书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经济学大师们的理论，帮助读者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并提供了实用的建议。书中通过经济学大师们的思想和经历的结合，展现经济理论背后的生动故事，使读者从中获得启发，思考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

    【文摘】

    ■ 框架效应下的“心理账户”

    所谓“框架效应”（Framing　Efects），指的是人在进行决策时会受到背景环境的影响。

    在1986年发表的论文《选择、价值和框架》（Choices，Values，and　Frames）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用一个公共卫生的例子向人们展示了“框架效应”。

    他们安排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要求被试者想象自己正在面临一场疾病的暴发。如果不进行任何干预，预计这种疾病将导致600人死亡。现在，政府已经提出了两种对抗这种疾病的方案。如果采用方案A，将有200人获救；如果采用方案B，有1/3的概率会让600人都获救，但有2/3的概率会导致所有患者死亡。在描述完上述设定后，被试者被要求选择一个更为喜欢的方案。结果有72%的被试者表示他们更喜欢方案A。

    然后，他们让另一群被试者也考虑类似的选择。他们给出了C、D两个方案。如果采用方案C，将会有400人死亡；而如果采用方案D，则会有1/3的概率让所有人获救，有2/3的概率造成所有人都死亡。结果，在这群被试者中，有78%都表示会选择方案D。

    如果对上述两组选择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他们给出的选项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表述的方式有所不同。在第一组选择中，给出的方案A强调了可以拯救的患者数，这会引起人们更为关注收益中的风险程度。这会让他们感觉方案A的确定拯救200人要比方案B的期望拯救600人要好。在第二组选择中，对死的强调则会唤起人们对损失的风险偏好。他们会认为，与其让400人确定地死去，倒不如尝试一下冒险，看看能不能让更多的人获救。

    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之后，有很多学者对框架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塞勒。在与埃里克·约翰逊（Eric　Johnson）合作的一项研究中，他在框架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的概念，并用它来解释金融市场中的一些反常现象。根据金融学的理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应该根据情况的变化对资产组合不断进行配置，当他发现某项资产未来收益堪忧时，就应该及时抛出它们，并将资金配置到更优质的资产上。但现实中，情况并非如此，大批股民在经历了股票暴跌后都不会愿意“割肉”并重新配置资产，更愿意坐等它重新回本。塞勒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是因为投资者人为地为不同的资产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心理账户将它们的盈亏独立地进行了核算。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就会过分关注某个个股的涨跌，而非整个资产组合的收益变化。

    ■ “国民幸福指数”评估国家发展水平

    在涉足经济学领域的早期，卡尼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的决策偏差问题上。在学术生涯的晚期，他又把关注的焦点重新移回早年关注的享乐心理学问题，并尝试将这个理论和经济学相结合，从而探索一套基于体验的幸福感（Experienced　Wellbeing）的经济理论。

    卡尼曼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人的认知偏差不仅会导致他们的行为偏离最优，在一些情况下，人们还会因为错误估计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幸福后果，从而让自己的行为难以达到最优的结果。在2000年的论文中，他指出人们倾向于使用“过渡规则”（Transition　Rule）来思考问题，他们对于某个新情况的初始预测通常很准确，却会把这错误地用作预测该情况的长期影响的代理变量。因此，他们总是会倾向于低估适应带来的效用后果，夸大生活中的变化所导致的效用变化。在现实生活中，卡尼曼所说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比如，人们在减肥初期，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觉。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会认为这种不适感会很长久，但对于减肥成功带来的好处却难以感知。这种感知上的偏误很容易让人们在减肥过程中半途而废。

    在卡尼曼看来，幸福应该是经济学关注的最终对象，而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应该以纠正人们对幸福感知的偏误，引导人们以实现幸福的最大化为目标。基于这一理念，他和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neger）一起，建立了一套“国民幸福指数”。这个指数包含四级指标体系：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生态环境指数。每一级指标体系都由若干个指标构成。在计算每一级的指数后，再通过加权平均得到最终指数。虽然这个指数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着很多的缺陷，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成为GDP之外，用来评估国家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整理）